据GLOBOCAN 2018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肝癌的年新发病例数达84.1万人，居于恶性肿瘤第6位，死亡78.2万人，居于恶性肿瘤的第2位。我国人口仅占全球的18.4%，可是肝癌年新发病例达46.6万人，死亡42.2万人，分别占全球的55.4%和53.9%，并且绝大多数肝癌一经发现就是中晚期。
在肝癌防治领域里，我国众多临床医生和科学家们倾注了大量心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钦伦秀教授便是其中之一。在2020年中国肿瘤学大会上，健康界有幸邀请到钦伦秀教授做客健康界直播间，关于我国肝癌的现状，关于肝癌转移问题，关于肿瘤的精准治疗，他结合过往经验进行了精彩分享。
肝癌高发三大原因：人口基数大，进展快，不良生活方式影响
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总人数达13.95亿。钦伦秀教授表示，由于我国差不多十分之一人口具有乙肝病毒感染史，庞大的人群基数导致我国多数原发性肝癌是由慢性肝病发展而来。
众所周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是通常所说的“肝癌三部曲”，即患者感染乙型/丙型肝炎病毒后患上慢性乙肝或者丙肝，肝脏组织反复发生炎症直至坏死，肝脏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产生不执行任何功能、破坏肝脏内部结果的“瘢痕”，肝脏纤维化和硬化的状态逐步形成，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最终罹患肝癌。
钦伦秀教授补充说，有的患者可能没有经过肝硬化这步直接发展为肝癌，进展期快，这也是我国肝癌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黄曲霉素感染与不良生活方式增加了肝癌的发生风险。钦伦秀教授指出，过去的饮食方面常含一些致癌因素，比如黄曲霉素的污染。另外，近年来由于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代谢性肝病的发生情况也在日渐提升，这成为了我国肝癌发生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聚焦肝癌转移，关注肿瘤微环境
作为我国肝癌领域的翘楚，钦伦秀教授带领团队在癌转移理论与机制、预测手段和防治策略等方面做出了系列创新性贡献，比如首次发现肝癌转移潜能始于原发瘤早期，修正了“转移发生在癌进展晚期”的传统认识；发现一组肝癌转移分子标志物，创建全球第一个经大样本验证为更精准的肝癌转移预测模型；发现阻断肝癌转移的新靶点，发展术后抗转移治疗新策略。
钦伦秀教授告诉健康界，肿瘤转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也是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的主要区别，如果能解决肿瘤转移的问题，不仅是肝癌，我国恶性肿瘤都可以获益。
“除了癌细胞本身的恶性因素，癌细胞在肿瘤发生和进展过程中也会发生遗传学的改变。”钦伦秀教授解释说，恶性细胞相当于已经坏掉的种子，获得转移能力后就会出现其他问题，种子想发芽长成庄稼也要赖于它的生存环境。而肿瘤细胞在所谓的肿瘤微环境和宿主的整个大环境下，目前已知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的失衡是在促进肿瘤转移的。“所以免疫治疗等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怎样平衡肿瘤微环境将是研究抗肿瘤转移的一个很好的思路，这也为预测肿瘤转移风险提供了方向。”
钦伦秀教授也透露，最近在着重关注肿瘤的代谢异常，由于体内代谢异常，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和整个生存环境都会受到影响。
肿瘤精准医学重在探索机制，协同治疗
随着医学手段的不断丰富，精准医学成为了主流方向。据悉，精准医学的含义就是要精确识别，找到基因、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针对基因分子靶点实施精准打击、精确治疗，目前在癌症防治领域同样应用广泛。
2018年左右，钦伦秀教授应邀在詹启敏院士主导的科学杂志增刊上写了一章关于肿瘤精准医学的内容，在里面特别谈到了我国精准医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钦伦秀教授表示，一般大家想到精准医学无非就是测序，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精准医学涉及疾病风险和预后预测、诊断、治疗等方方面面。
对肿瘤来讲，分子靶向治疗备受关注，免疫治疗的发展同样为临床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治疗手段。“如何利用好丰富的医学手段是专科医生要着重考虑的。”钦伦秀教授提醒道，“再高级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手段都各有利弊，作为临床医生，更要懂得基于精准的分子诊断为肿瘤患者选择最佳、最适的治疗方案。”
如何实现肿瘤的精准治疗？钦伦秀教授认为重在探索机制，协同治疗，并寻求应对不良反应的手段。癌症可防可治，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肿瘤患者，我们要理性看待科技的进步，联合运用好“战斗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