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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亚洲

    【香港《南华早报》11月25日文章】题:金融危机是如何改变东亚的(作者 新加坡国际问题研究所理事会秘书、新加坡商业顾问和战略家张朱照)
    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正处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像世界其余地区一样,东亚已经受到了全球化和自由化趋势的影响。此外,东亚还受到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它比单单全球化所起的作用更大。
    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已经着手在金融、经济、社会与文明社会以及政治领域进行许多改革,与此同时东亚还开始了民族国家本身的根本性过渡。这种过渡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亚洲国家必须对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有一个清醒的理解,民族国家需要从它所独有的权利和权力的角度加以重新定义。
    第二,现在有了相对于颠覆活动、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亚洲国家如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国家和机构的建立将是国家安全的关键,三个主要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以及像法律、警察和安全机构这样的辅助机构必须牢牢建立起来,以服务于人民和整个国家。
    第三,亚洲民族国家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将不得不在面对“硬实力”(军事和政治)的同时,面对“软实力”(文化、外交、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们必须知道,要想增加在世界上的作用和提高国际地位,它们就不应该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硬实力”问题上。
    最后,亚洲国家大概将需要重新阐明这个地区内部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亚洲国家往往指望西方与它们进行贸易并从西方获得投资、思想和专门知识,因此,这个地区一直显然缺少亚洲地区主义。由于各国企图解决国家主
权问题,因此,亚洲地区主义将是一种新形式的过渡。

“亚洲虎”的真正危机

    作者认为,政治不能成为一种忽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发展水平之间差异的经济决定论。在经济的增长和成就面前,亚洲国家没有看到政治的深度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它们没有正确处理有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今天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缩小金融界与社会政治领域之间的距离,消除二者的不平衡
    【墨西哥《标志》周刊11月21日一期文章】题:全球化背景下“亚洲虎”面临的危机(作者 诺莉娅·索拉)
    按照阿兰·图雷纳的建议,谈到全球化时应着眼于三个方面:世界自由贸易、世界经济与各个国家政治和社会控制体系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文化方面。由此,我想把“亚洲虎”的危机当作所谓全球化中的一种现象,强调各国在需要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时,必须开始扮演的角色。
    图雷纳提出通过寻找全球化的弱点来分析亚洲国家在全球化留下的缝隙中的一举一动,这一建议引起了我的兴趣。20世纪的后30年中,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其面向全球市场的大开放和低通胀率、高增长率被视为一个“奇迹”或样板。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在冷战的背景下,来分析冷战行将结束是如何促使美国鉴于日本重新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而通过一些关于亚洲的决议,并推动新的趋势的。于是全球化开始成为美国保持其国际影响并建立一个完备的全球自由市场的工具之一。
    “亚洲虎”的增长归功于外国资本的支持和低工资政策。因为这些,它们明显地正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它们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低于为了保持增长以及满足富裕群体需要而进口的商品的相对价格。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且由于1997年2月开始的资本大量外逃导致了货币的贬值,贫富悬殊更趋严重。人民受到了购买力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影响。在这方面图雷纳的观点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资本会自由地流动,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自身还不具备在全球市场上流动的能力。在不景气或资本和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转移到一个更有利可图(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目标)的国家。但人员无法随之迁移,因而最终成为危机后果的最大受害者,尤其是穷人。
    亚洲国家清楚增长的战略是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拥有财富和权力。它们也明白了当需要完善发展,而社会经济出现不平衡的时候,不加控制的开放可能会威胁到政治的稳定。从面向世界的开放中获得巨大收益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毁掉了亚洲国家用30年换来的成果。
    国家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忽视了适当的调控,这种自由化反映出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因此,学者德拉赫提出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秩序。他说有必要对全球化进行控制,调节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避免(通过资本的无限制流通)对一些原则的抵触,而这些原则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稳定与繁荣的源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国家的局限性迫使人们明白,政治不能成为一种忽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发展水平之间差异的经济决定论。在经济的增长和成就面前,亚洲国家没有看到政治的深度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它们没有正确处理有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亚洲虎”的政治发展由于当局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而受到阻碍。此外,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他们看到自己的物质利益被随意处理。亚洲各国将需要仔细检查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干预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日益壮大的民众队伍的政治化进程不可阻挡的背景下,国家对维护民族的团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那些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同样,在继续走工业化道路,防止经济结构脱节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国家也是责无旁贷。亚洲的精英们应该开始把政治事务摆在首要位置上,以铭记由于缺少公开讨论、批评性反思以及合法的替代措施而导致的失败。这些是战胜危机所必需的要素。
    现在需要亚洲国家寻找方法以适应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危机的出现说明亚洲国家对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准备,这些变化包括调控、监督、透明度和快速增长与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之间的平衡。所以,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经济绝不会替代政治。没落的不是亚洲的样板,而是那些因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而背离增长的根本战略和要素,并使其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失业和贫困情况加重的国家。因此,今天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缩小金融界与社会政治领域之间的距离,消除二者的不平衡。

亚洲一流企业竞逐国际资本

    随着资本市场日益扩大和成熟,亚洲企业将减少对银行借款的依赖,一些一流企业还即将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通过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业务拓展、有效的管理以及与投资者的良好关系,亚洲企业有机会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1月29日文章】题:亚洲资本市场推动经济复苏(作者 美国摩根公司亚太分公司董事长拉尔夫·帕克斯)
    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那些在废墟中摸索的经济管理者很快发现,曾经保持亚洲经济繁荣的很多支柱本身是不牢固的。经济崩溃的根源在于资本分配不当,而来自国内外的大量流动资本则恶化了资本分配不当导致的不良后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引导资本分配的是关系网而不是收益,从而导致了泰国房地产业、韩国汽车业等一系列领域内的投资过剩。当问题大到无法忽视时,外来投资者纷纷逃离了这一地区。
    亚洲接受国际市场标准
    现在,人们又有了乐观的理由。20世纪80年代,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等大企业以尊重(而不是操纵)自由市场的坦诚态度接受了国际资本市场。今天的亚洲在许多方面酷似当时的欧洲。欧洲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变过程。亚洲的转变过程会快一些,部分原因是它受到了保持当前资本流入量的压力。那些现在能够改善资本流通渠道、降低资本成本和完善资本结构的企业即将成为全球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也肯定会在亚洲日益完善的金融体系中获得成功。其余的企业则前途未卜。
    出现这种变化的一个原因是亚洲又一次得到了充足的流动资本——但与上一回有根本区别。这一次,市场更加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资本分配给那些最出色的债券发行公司。一些不愿接受国际市场标准而只能依赖国内资金的亚洲企业将面临日益萎缩的资本储备和更加有限的金融手段与选择。如今,幸存下来的国内银行不愿重蹈覆辙,采取危机爆发以前的企业融资方针。
    金融部门和政府管理者也逐渐意识到,它们必须解决亚洲数额庞大的不良贷款。事实上,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在筹措资金时将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全球债券资本和股票市场。它们还将采取比从前老练和谨慎得多的态度来处理任何随之而来的外汇问题。
    国际经济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正在为亚洲创造一个更加势均力敌的竞技场。一些受到尊敬的亚洲知名企业与类似的美国企业在争夺借款方面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特别是在电力和电信领域。亚洲“一流”的债券发行公司不但能够在全世界筹措资金,而且能够从(尽管是在较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证券市场筹措资金。国内资本市场的扩大和日益成熟将减少亚洲一流企业对国内银行借款的依赖,并为它们提供偿还期、固定利率等一些选择,甚至包括能够转换成普通股的可转换债券。
    企业如何利用资本市场
    既然如此,一家公司应该如何确保自己加入这些易于筹措资金的企业行列呢?业务基础显然是最重要的标准。然而,拥有稳定的业务也许还不足以确保公司进入所有的市场。在这个资本日趋集中的世界上,取得并维持投资者的信任不光对于筹措资金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得到所需数额以及降低边际资本成本(正是它造成了竞争力的巨大差别)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意味着要履行一系列义务,要提高报告的透明度,而且要自觉与投资者进行频繁而坦诚的协商。正如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结果所证明的那样,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债券发行公司,包括那些最优秀的企业。从1540年到1740年,尽管荷兰的债务大幅度增加,先进的荷兰金融系统还是设法将国债收益率从8%降到了2·5%。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都是一个比英国富有得多的国家。然而在这段时期,多次拖欠债务的法国定期支付了超过100个基点的英国债务贴水,而且在1901年进行金融改革之前,法国没有得到较低的借款费用。
    股票市场上也在进行同样的资本配给过程。今年,摩根公司考察了整个亚洲地区的股票市值。结果显示,较为完善的新加坡市场中的国内企业股本成本比印度尼西亚低35%左右。
    进一步公开企业决算和开展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是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发现,在美国和欧洲,花时间与投资者面对面交流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我们还发现,拥有公司债券和股票的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要求更加直接地接触企业,从而进一步了解它们所资助的那些发行公司债券的企业。
    现在,那些致力于管理和报表透明度的亚洲企业收到了回报,得到了使它们能够继续在全球投资和扩张的资本。这些企业不但付出了较低的资本成本,而且能够发放数额较大且偿还期限较长的债券。
    不可避免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加入这个享有特权的俱乐部。全球和地区经济环境迫使它们不得不这样做。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正在彻底改变亚洲的经济格局,并迫使亚洲各经济体适应这一变化。印度着手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只不过使竞争更加激烈而已。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步伐,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现象会更加普遍,资金筹措渠道也就变得更加重要。随着企业努力扩大规模,试图实现企业经营的地区化或全球化,传统的市场将无法提供必要的资金。
    美国和欧洲正在为资金过剩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业务拓展、有效的管理以及与投资者的良好关系,亚洲企业的确有机会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我劝它们抓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