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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02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打假—世界性运动

    德国“打假办”称,全球非法盗版软件占了市场的40%,在2001年,盗版软件给生产厂家造成损失110亿美元。除了软件,汽车零配件、服装和手表等名牌产品也经常被假冒
    【《德国之声》网站11月22日报道】题:“打假”不只在中国,全球半数电脑用盗版
    软件盗版和制造假冒产品如今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大众运动”。盗版软件在亚洲早已司空见惯,现在假冒产品在欧洲也是屡禁不止。
    “德国经济界反产品与商标假冒行动组”就在德国与波兰交界处的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根据这一德国“打假办”发布的消息,在全球范围内非法盗版软件占了市场的40%,特别是在亚洲和独联体国家,盗版著名软件的现象最为严重。在2001年,盗版软件给生产厂家造成了110亿美元的损失。除了软件被盗版以外,汽车零配件、服装和手表等名牌产品也是经常被假冒的对象。
    从11月20日开始,该打假机构在法兰克福工商会专门开办了“真品—假冒”展览。“柏林—勃兰登堡企业安全工作小组”的克努特·蒂尔先生在展览会上介绍说,现在的假冒产品往往能迷惑行家的眼睛,过去那种一眼就看得出的假冒产品已经不多见了。
    在德国,假冒产品经常出现在跳蚤市场和周末集市,现在甚至连食品都有冒牌货。特别是在德国和波兰交界处,假冒产品颇为猖獗,因为不法厂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在波兰制造假货,然后拿到德国冒充真品高价出售。例如在最近曝光的一次造假事件中,一家波兰啤酒酿造作坊将自家的啤酒装入名牌啤酒荷尔斯泰因啤酒的酒桶,然后运到德国出售。
    蒂尔先生为那些对产品真伪有些拿不准的消费者出主意说,如果一种产品的价格低得有些离谱,就应该追问销售者这一产品的真伪,如果销售者闪烁其辞,那么消费者最好远离这一产品。
    假冒产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后果往往是致命的。例如在汽车零配件行业,相对冒牌的汽车冷却器而言,假冒的奔驰车星状徽标如今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在这一行业,假冒名牌的廉价发动机活塞也早已泛滥成灾。
    在信息产业内,软件盗版行为直接威胁到一些小软件开发公司的生存。蒂尔先生建议这些小公司主动采取预防措施,提高防盗版能力。例如,通过为企业内部网络建立防火墙和设置密码,至少可以减少新开发软件的泄密机会。
    对于那些在市场上发行的软件来说,盗版行为可谓防不胜防。在越南,盗版软件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4%;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比率高达87%。
    即使是在公认法制健全的德国,也有34%的计算机装有盗版软件。仅在德国,去年盗版软件为厂家带来的损失就达6·87亿欧元。蒂尔先生说:“假冒和盗版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侠客行为,而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被涉及的厂家为此损失很大。”

欧美生产率差距缘何拉大?

    美欧衡量生产率的方法有差异,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欧洲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归咎于市场僵化。而且,欧洲通过改革劳动力市场,以放缓生产率增长为代价,增加了就业机会,减少了结构性失业
    【英国《经济学家》11月16日一期文章】题:欧洲的生产率增长为何远远落后于美国?
    美国的短期经济前景可能不甚景气,但是至少它的生产率仍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到今年的第三季度,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3%,是19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而欧洲中央银行的最新数字显示,到今年的第二季度,欧元区内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
    欧洲何以没有取得与美国相同的生产率增长?人们常常把症结归咎于欧洲比较僵化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它们妨碍了公司对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但是这种看法过于简单,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不仅因为衡量方法差异而言过其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不适合作为衡量欧洲经济运行状况的尺度,因为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旨在吸引低技能的工人重返就业岗位。
    生产率有多种衡量办法。美国选择了一种最能突显生产率增长的办法,而欧元区采用的办法最为普遍。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使用非农业商业部门人均每小时产出作为衡量标准,在到2001年的5年里,增长率达到平均每年2·3%。与此相较,欧洲中央银行发表的欧元区内生产率增长数字是用整个经济中每个工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在过去的5年里,其增长率平均每年不到1%。与美国不同的是,这种衡量方法包括公共部分,而这个部分的生产率增长往往较慢。如果是按照每个工人而不是按照每个小时的产出计算,这样还会忽略一个事实,即随着非全日制就业机会的增加,平均工作时间下降,结果造成每个工人的产出减少。
    不过,不管使用哪个数字,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快,而欧洲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出现了下降却是事实。
    欧洲生产率增长速度何以放慢?一个解释是,旨在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的改革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多地依赖就业机会的创造。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例如非全日制就业机会和定期合同——使得公司能够绕过保护就业的法律规定,这样还鼓励了更多地雇用员工;低收入家庭社会保障的减少也迫使一些无业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其负面影响是,随着更多的缺乏技能和经验的工人进入劳动大军,平均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
    欧元区内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所取得的成功比人们常常认为的要好。一个表现就是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下降。在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中,就业率从1996年的59%上升到去年的63%。在过去的5年里,就业率以1·4%的年率增长,超过美国0·8%的增长率,同时大大超过此前5年,当时就业机会每年在以0·1%的速度下降。
    据莱曼兄弟公司的迈克尔·迪克斯估计,欧元区内的结构性失业率已经下降到占整个劳动力的8%,而5年前是10%。经合组织认为,结构性失业率在除了德国和希腊之外的欧元区内都出现了下降,只有德国和希腊出现了上升。有趣的是,越是那些就业率增长最快的国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越慢。反之,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比较僵化,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少,但是生产率增长却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简单地把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慢归咎于市场僵化,也是不得要领的。欧洲需要使其市场变得更加灵活,但是在短期内这种做法可能还会造成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

普京税收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2001年年初开始税收制度改革,俄罗斯的税收收入立即开始增加,因为老百姓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纳税比逃税要容易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1月27日文章】题:普京的税收改革
    我们通常不将俄罗斯称赞为能给我们带来经济启示的典范,但考虑到中国现在正在尽力解决许多最富有的人并没有缴纳45%的最高税收的问题,现在倒确实需要回顾一下俄罗斯最近实行的税收制度改革。
    俄罗斯税收制度改革是2001年年初开始的,当时普京总统规定以13%的统一个人所得税取代先前的最高税率为30%的复杂的个人收入制度。然后,普京总统下令将企业所得税削减近1/3,减至24%,从而堵住了此前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存在的许多漏洞。
    此后发生的事情值得注意,实行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俄罗斯的税收收入立即开始增加,因为公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纳税比逃税要容易。虽然从形式上看没有提高税率,但由于纳税的人大大增加,因此税收收入也就大幅增加。
    在普京总统实行改革以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税收制度的显著特色是税率常常波动而且错综复杂,而且税收规定的解释权掌握在一些收入很低的官员手中,这些官员常常为了获得贿赂而作出有利于行贿者的税收裁决,以贴补自己微薄的工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俄罗斯的这种税收制度,并提议更加有力地实施现有的税收制度,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态度和呼吁无济于事。税务执法工作只是俄罗斯官员一种本能的工作,武装税警部队有时会突然到一些企业的办公楼查找企业的财务档案,而大多数能挣到平均工资以上收入的人(每月200美元左右)的大部分收入都没有经过税收部门这一关。
    由于缺少财政收入,俄罗斯政府与俄罗斯企业界签订了一些“抵消”协议,注销了一些企业的税收,以换取燃料、电力供应和其它一些商品。这样一来,逃税行为变得非常猖獗,半黑市的活动非常活跃。
    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开了俄罗斯,此后就一直非常同情地在场外关注。失去了外界的帮助之后,纯粹的经济需求迫使俄罗斯在税收制度方面采取变革行动。普京总统并没有“认真追究”俄罗斯这个实际上全社会都在搞偷税漏税社会的“刑事责任”,而是通过改革让人们觉得遵守税收法律比偷税漏税更加能够接受。
    俄罗斯削减企业税的行动没有产生实行个人统一税那么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结束对企业各种各样的税收补贴意味着许多企业的实际税率将会大幅度增加。尽管改革使得企业税收制度更加合理,但很明显,俄罗斯还必须进一步削减企业税,政府也一直在谈论必须进一步削减企业税的问题。
    俄罗斯税收收入的增加还反映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世界油价的上涨。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税收制度改革也能为经济增长和投资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税收制度改革也像俄罗斯民众和企业表明:政府正在很认真地考虑为生产性工作和风险承担创造动力。统一税的倡议者史蒂夫·福布斯喜欢这样说:税是一种对生产性行为,尤其是成功的生产性行为征收的一种费用。而且,削减税收也降低了劳动成本和风险承担成本。无论减税能否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加,这种行动总能够释放经济中的生产性资源。迄今为止,普京的行动表明他理解了这一点。

西班牙的企业人性化

    许多情况已经证明,当公司的职工合理地处理工作和个人需要时,工作效率就会更高,从长远说企业将会赢得更多的利益
    【西班牙《世界报》11月7日文章】题:人性化企业
    关闭电灯是为了让职员不延长工作时间;为那些希望当妈妈的女职工保留4年的工作职位;共同分享一个工作岗位,可以缩短工作时间;让孕妇每天工作6小时、享受与其他人工作8小时同等的待遇。西班牙的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实行这些措施。
    沃达丰公司、惠普有限公司、迪洛伊特—图什公司和萨尼塔斯公司做出了榜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效仿。许多情况已经证明,当公司的职工合理地处理工作和个人需要时,工作效率就会更高,职工会自动消除在工作中出现的负作用,例如不满情绪、紧张、效率低和人员大调动。从长远说,企业将会赢得更多的利益。
    “赢利的政策”说的是给职工以灵活的时间,让他们完成本职工作和工作以外的活动,以便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萨尼塔斯公司人事部主任海梅·佩雷拉说:“我们评价职工的工作是看效率和工作成果,而不是看是否在办公室里坐着。这是一项赢利的政策,我们在最近8年中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纳瓦拉大学女教授努丽娅·钦奇利亚说,尽管执行家庭和工作兼顾措施的企业在西班牙还是少数,但是它的敏感程度却同公司里的妇女人数多少有紧密联系。她在《对家庭有责任的政策》的研究报告中说:“在那些妇女人数比例较大的公司里,变化就更大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需要,而且有许多妇女要求把一份工作分成两份和更加灵活的上班时间表。”
    男人们只知道更换工作环境和拉长工作时间,好晚点回家。她说:“全日制工作在西班牙是一种不良的工作制度。”她所说的这种情况恰恰说明应该改变这种工作文化,因为参与者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她说:“妇女们已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入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思维方式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停留在企业只用男职工、家中只有一个人工作挣钱、照顾小孩同工作的时间不能兼顾的情况之中。”她相信,用不了几年,工作和家庭兼顾的措施,就会变成以妇女为主的一种社会需求。
    西班牙社会工作者们认为,这是新的社会需要走的道路。这不是一种空想,而是思维方式的一种深刻变革。现在已经有实践表明,这种变革将会对工作态度、职工间的气氛以及对企业的自豪感产生影响。而且几年之后,将没有理由再实行老式的上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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