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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02第1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离开俄罗斯

    原编者按:1815年6月18日,比利时格拉蒙的治安法官让·阿内在滑铁卢战役后留在战场上的尸体间捡到了一份30多页的浸着血的手稿。那是一个名叫路易·舍诺的拿破仑近卫队老兵阵亡前写的日记,记录了他们1812—1814年间在俄罗斯的悲惨遭遇。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这部手稿几易其主,被多人收藏,如今终于重见天日。以下是该手稿的节选。
    【法国《解放报》10月12日—13日一期文章】题:离开俄罗斯
    被俘·奴役·死亡    
    我们于1812年9月14日到达莫斯科,从10月18日开始撤离,这是我们巨大不幸的开始。俄罗斯军队烧了道路两边至少方圆9—10里(法国古里,1里约合4公里,下同)范围内的城镇和村庄,目的是使我们失去补给,同时丧失给人和马找到食粮的希望。道路的各个方向都被哥萨克和俄罗斯军队截断,我们一直被哥萨克包围着。1812年11月12日,我们到达斯摩棱斯克。11月14日—15日夜间,我们从这座城市撤离。
    被俘时,我受了伤:右臂脱臼,右大腿被刺了一刀。被俘以后,哥萨克把我当成野蛮人、懦夫来对待,而其实他们才是野蛮人,是懦夫。我不得不屈服于他们。成为他们的奴隶之后,他们用枪刺了我7刀当做礼物。我的伤势好不容易才有所好转。我们是1812年11月18日被俘的,共1·5万人。在两个月零6天的时间里,我们只剩下了500人。其余的人全部被杀死或者折磨死。
    我们会饿死或是渴死。我们被迫喝下自己的尿。看守我们的人都是些恶棍。这个城市里有许多死掉的牲畜:马、牛、绵羊和狗等。他们把动物尸体(有些已经完全腐烂了)以1斤(法国古斤,巴黎为490克,下同)2—3法郎的价格卖给我们。
    在一些能容20人睡觉的地方,他们安排我们60、70或80人住在一起。每天早上都有20、25或30人死亡。他们用绳子捆住尸体的脚,把尸体拖到外面,扔在地上,然后点上火!为了不让他们把我的衣服扒光(因为我看到一些同伴一直光着身子),我便把没有很多破洞的衣服都找了出来。然后,我用粗线和不同颜色的烂布头把破洞补好,这样看守们就不会看上我的破衣服了,而它们却可以帮我御寒。我的耳朵、鼻子、嘴唇、手和脚都冻僵了。在路上,他们在我眼睑上吊了一些粗如手指的冰块。我难过得泪水盈眶,但眼泪还没流出来就冻成了冰。
    在40天的时间里,一大半人死去。最后几天,我们住的地方已经不觉得非常局促了。农民们每天都到房子里来抬走死尸。他们将尸体装满车,拉到离村庄300步远的地方,把尸体垛成一堆,盖上草,然后点火烧成灰烬。
    苟活·等待·回家
    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很久以来就很喜欢法国人。他看到了我们如此不幸,遭受非人的奴役,成为许多暴徒的牺牲者。也许是人道主义使然,他对我们的命运表示了些许同情,他命令城里的警察今后对待我们要和气一些,让我们在郊区的一个地方与当地居民同住,两三人,最多四个人住在一间房里。但那里的居民至少与我们一样肮脏,他们家里的虱子比钱更常见,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而虱子却有的是。可以说,我身上的虱子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因为如果再多一些虱子,它们就会把我活活咬死。其实虱子已经把我咬得剩下不到半条命了。我身上皮包骨,只剩下一副骨架,眼睛黯淡无光,我不能说话,四肢也几乎无法活动。
    哦,上帝啊!每当我想起自己遭受过这样残酷的折磨,我就不禁怒火中烧。假如我没有经历过如此坎坷不平的道路或者没有产生过那样的希望多好!我从不知道人要忍受那样的折磨,而我不仅忍受了残酷的折磨,并且还坚持了下来。
    从1812年11月12日到1813年5月20日,我有6个月零8天未换衬衫。你可以想象衬衫有多脏!我有两件衬衫,其中一件为我抵御了严寒的天气。只要我能够将两件衬衫放在炉火旁烘烤,我便不会错过机会,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实在太有用了。当我把衬衫从炉火旁拿过来,虱子都被烤焦了。将虱子收拢到一块儿,有拇指那么大的一堆。我的衬衫里到处都是虱子,我一抖衬衫,烤焦的虱子便像灰尘一样掉下来,由此可以想象它们的数量!
    1813年5月20日之后,我们的待遇稍有好转,我们开始被允许工作。可我实在太虚弱了,太悲惨了,让人可怜。没人给我多少钱,但许多天也就这样过去了。天气渐渐好了起来。我血管里的血重新开始流动,勇气和力量逐渐回到我身上。头发开始脱落,我瘦弱的身体上长出了新皮肤,老皮一块块剥落。
    我的身体重新开始吸收养料,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康复了。我的胃口很大,每天能吃下5斤面包。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一直觉得饿。我无法吃饱。
    城里住的人都是国家的奴隶。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卖给想买的人,价格低廉:一个16、18或20岁的男孩才值25—30法郎,一个女孩卖20—25法郎。所有村民都是贵族的财产,贵族可以随意支配他们,殴打、杀死或者出售都可以。
    贵族们再三恳求我们留下来,给我们提供工作。我们不用干活,可以指挥农民干,我们还可以当工头或商人。但要留在这里,必须先要行俄罗斯式洗礼,因为俄罗斯人与我们的信仰不同:他们信仰的是东正教,我们则信仰天主教。我从未被他们的承诺吸引。
    遣返令在1814年6月4日到达,我们在6月24日起程,向亲爱的祖国出发。我们走了许多个80里、90里、100里,却未看到一座城市。我们花了37天走完俄罗斯境内的364里路。到达波兰之后,我们又走了11天才进入普鲁士。
    我们继续走,走过了所有外国,终于从法国的第一座城市———兰道(现在为德国领土———本报注)进入了美丽的法国。
    图片说明 画家韦列夏金笔下的法俄之战 
    
    图①描绘了法军从克拉斯内向明斯克撤退的凄凉景象,一望无尽的道路和积雪彻底摧毁了法军的信心。
    
    图②斯摩棱斯克是法军挺进莫斯科时所经过的地方,也成了他们溃败时的伤心地。画中描绘的是当法军从斯摩棱斯克撤离途中,受到埋伏在树林里的俄军阻击的情景。

克里姆林宫的大厨们

    【俄罗斯《绝密》月报10月号文章】题:为政治局委员做饭(作者 叶·斯维特洛娃)
    政治清白最重要
    早在斯大林时期,克里姆林宫就有特别厨房。现在特别厨房依然是保密机构,属于联邦保卫局管辖。
    苏联时期,特别厨房连同为最高领导人服务的特别基地都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9局6处的编制。那里的所有服务人员———从厨师到服务员都是克格勃特工。
    克格勃的特工都不是公开招聘的。组织部门对他们的履历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和考察,因为特别厨房的工作人员比警卫离领导人更近。用餐时,警卫只能站在门口。
    弗拉基米尔·邦达列夫本是莫斯科“布加勒斯特”餐厅的青年厨师。1969年他收到了一封工作邀请信。他是党员,已经考上5级厨师,历史清白。尽管如此,对他的考察还是进行了数月。结果,弗拉基米尔不知不觉地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士。特别厨房的厨师长、主任技术员、主任厨师等都有大尉军衔。
    弗拉基米尔办完手续后,上级马上就警告他,除了家里人,不能对外透露他的身份。所以,除了家属,无人知道他从此将为苏共的领导人做饭。
    弗拉基米尔回忆道:“虽然我已是5级厨师。但是在特别厨房里,我处处感到自己是个新手。因为有不少厨师是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在那里干活的,他们是真正的行家。他们熟知俄餐的特点,有时也向我们介绍。特别厨房有明确的分工,有的专门熬汤,有的专门调味,有的只做甜食。当然,这个厨房里也有‘万金油’厨师,他们什么都会干,连冰淇淋都会调制。领导人出行时就需要这样的厨师。”
    “飞行”御厨着实忙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有编号,如01、02……虽然特别厨房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但都严格遵守纪律,从不直呼其名。
    为政治局委员做饭的有3名厨师,为候补委员做饭的是2名厨师。厨师分班干,但是上班时间从来不固定,往往从早晨6点半开始一直到深夜,而且经常有突如其来的出差。领导人的活动日程是从来不公开的,这可苦了这帮厨师,他们得随时随地准备出行。
    弗拉基米尔上班时总要带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剃须刀和换洗的内衣。有时,他会突然接到电话,说半小时后来车接,请准备好。他常常拿起箱子就走人,连给妻子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厨师们哪儿都去过。有时到剧院,有时到体育馆,有时上火车,有时坐轮船,只是没有跟领导人上过飞机。火车上总会拨出一节车厢当特别厨房。1975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大剧院首演时,为了在幕间休息时为政府要员供应小吃和烤鸡,特别厨房出动了整整一个小组的厨师。
    举行大型招待会或者开党代会的时候,经常要请莫斯科餐厅的厨师帮忙。丰盛的饭菜每次都吃不完,剩下的就让招待员们大饱口福。招待员是十分辛苦的,他们托着盘子不停地走动,闻着菜香却吃不到。曾有一名招待员在上菜时偷吃了一口,结果导致食物误入气管,差点酿成惨剧。
    政治局委员每月的伙食费是400卢布。这在每公斤鲟鱼肉只卖5卢布的时代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候补委员的伙食费减半。如果钱不够,就从下月的伙食费中扣除。
    厨房对食品的要求非常严格,得由医生取样化验。送验的食品要装在小匣里,起码在冰箱里放置一天。所以,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中毒事件。
    调和众口费心思
    领导人同厨师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工作关系。领导人的妻子是十分挑剔的,她们经常到厨房检查。过新年时,她们会到厨房祝贺,往往会送上一瓶香槟酒。
    在那个时代,苏联领导人喜欢请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到苏联做客,他们也能尝到特别厨房准备的美味菜肴。当德国统一社会党党首昂纳克来访时,厨师们挖空心思想用什么来招待。最后他们上了圆白菜泥肠这道菜,德国人吃得非常高兴。
    伊朗领导人巴列维访问时,厨师们上了加有豌豆、土豆和胡萝卜的羊肉浓汤。客人十分满意,还送了厨师一张卡拉库尔羊羔皮。
    厨师们虽然经常随领导人到休养胜地,但从来就没有时间晒太阳。他们只能在同警卫打招呼的情况下,天黑后到海边散散步。疗养季节,往往是走了一批客人又来一批。一次,齐奥塞斯库带着妻儿和随从共15人来做客。苏联的女服务员抱怨齐奥塞斯库的警卫不接盘子,而且喝醉后还讲粗话。
    厨师们做饭时,罗马尼亚方面还出了一名上尉当“监工”。而且齐奥塞斯库吃的只是他自己的厨师准备的饭菜。
    一次,当时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送来一条重100公斤的大欧鳇。厨师只能用锯把它锯开后放进冰箱冷藏。为尽快把这条大鱼消灭,厨师们又是炖、又是煎、又是烤,最后格列奇科终于吃腻了,下令不要再做。
    虽然当时在餐厅和食品店工作的人下班时都会大包小包地带走不少食品,特别厨房的工作人员却严禁拿任何东西,这也要归功于克格勃的严密监督和检查。
    特别厨房的厨师工作时可以吃,但不准带,连自己掏腰包买都不行。只是逢重大节日时,如11月7日、元旦和5月1日才可以在那里预订某些食品,有口条、鱼、做肉冻用的蹄筋和鱼子酱。
    弗拉基米尔在特别厨房工作了7年,最后获得了克格勃上士军衔。他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工作期间荣升为6级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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