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1-29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香港《亚洲周刊》11月25日一期文章】题：北京“小资”的文化底蕴（作者　周庆安）
    北京“过客酒吧”的老板“小辫儿”把自己的第二个酒吧开到了北京后海的一座小岛上。晚上8点以后，伴随着周围湖面上流动的灯火和船影，酒吧常常客满（见图）。“来的多数都是外国人和懂得生活情调的中国人”，小辫儿说，“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被叫做‘小资’，他们倒愿意叫自己‘bobo’”。所谓bobo,是资产阶级（bourgeois）和波希米亚人（Bohemian）两个词合成，指的是既讲究生活品位，又崇尚自由解放。
    北京什刹海又称后海，在满清时期曾是文化人聚居区，在火红年代曾经是人民公园，名人故居星罗棋布，今天这里已经成为北京都市文化与传统艺术结合的典型环境。小辫儿说：“后海是北京的眼睛，小岛则是眼里的瞳孔。我们在后海享受生活，也就是在注视着北京的夜晚。”
    咖啡厅、酒吧、健身、野外活动，这一切都成了北京“小资”或者“bobo”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北京“小资”追求生活质量，愿意阅读昆德拉、卡尔维诺、张爱玲的小说；看王家卫、侯孝贤、布努艾尔的电影；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喝卡布奇诺咖啡；能了解名牌服装的正品与副品的异同，愿意花钱在自助旅游上。伴随着这些高素质的追求，传统的消费场所也发生了变化。
    “‘小资’在大陆一直都是一个不好的词，”今年27岁的王芳说。她是北京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她出生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把艰苦朴素作为道德的制高点，“小资”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不过今天北京满大街都是‘小资’，不管每个月赚的钱多钱少，都一样乐于享受生活。”尽管仍然对儿时的艰苦朴素记忆犹新，不过王芳这一代的生活已经在执行着“小资”的风尚了。
    北京三里屯是北京的“酒吧一条街”。从1998年开始，三里屯酒吧一条街才逐渐形成了规模，人们选择来酒吧，就像来看一场电影一样。
    任职于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的余敏却不喜欢三里屯的酒吧，她觉得那里太吵。余敏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子，她喜欢一个人或者和朋友一起去咖啡厅坐坐。　
    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资”有所区别的是，北京的“小资”多了几分粗犷和豪放的气质。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放逐到北京厚重的传统文化和中国西部神秘的自然生活中间，这是江南水乡所培养不出的情调。编辑王芳和“过客酒吧”的老板“小辫儿”则更代表了这样的一类人，他们不满足于城市夜晚的轻歌曼舞。
    “小辫儿”的“过客酒吧”就在北京的胡同深处，租用一个四合院，院子里到处都可以看见老北京的石鼓和窗棂。王芳是这里的常客。酒吧老板“小辫儿”曾经几次作为艺术系的学生和画家进入西藏，骑着自行车从格尔木一直到拉萨。今天他自己的咖啡馆，仍然经常能够看到西藏风情的挂饰。
    目前在北京，中等收入以上并且对生活品质有较高要求的人群正在逐渐加大，他们占北京市固定人口的1/10。而这些人所带动的文化品质追求，将融进北京传统的皇城文化和现代都市的文化之中。

    【共同社日内瓦11月26日电】题：全世界艾滋病感染者多达4200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6日公布的2002年艾滋病年度报告推测，今年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上年增加了大约200万人，达到4200万人以上。
    该报告指出，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将很可能使感染者人数剧增。报告特别对中国提出警告，“如果不尽早采取有效对策，到2010年时，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可能从现在的100万人增加到1000万人”。
    这份报告还指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集中的地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估计全世界70%的感染者（约2940万人）居住在这里。印度所在的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高达600万人。在2002年，全世界约有500万人感染艾滋病，其中非洲感染者占70%以上，为350万人。
    【共同社日内瓦11月26日电】题：艾滋病疫情在亚洲三个国家扩大
    11月26日公布的2002年艾滋病年度报告对中国、印度和印尼三国艾滋病动向表示担忧。虽然这三国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都在1%以下，但众多的人口很可能致使感染者爆炸性增多，这正是上述三国成为焦点的原因。
    在人口多达10亿的印度，2001年年底成人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0·8%，但感染人数已超过380万，仅次于南非的感染人数，即470万。2002年艾滋病年度报告指出，在印度弱势人群当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在增多。这些弱势人群包括在部分地区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

    【中央社台北11月28日电】香港《大公报》引述北京媒体称，中国大陆明年元月发射“神舟四号”无人太空船后，预计10月发射“神舟五号”，把中国大陆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太空。
    报道指出，预定明年元月发射的“神舟四号”，应该是中国大陆采用模拟人代替的最后一艘无人太空船。根据太空船发射的进度，“神舟四号”成功发射后10个月，“神舟五号”也将升空，成为第一艘载人太空船。
    据报道，中国大陆将参与新一轮探月热潮。根据中国大陆有关部门的登月计划，今后三年至八年内分两步走，实现月球无人探测和太空人登月钻探取样，而第三代太空机器人的研制，将为登月和深空探测奠定基础。

    
    北京“2002中国国际时装周”模特儿身着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装中吸取灵感的时装，在T型台上摇曳生姿。（原载香港《南华早报》）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共同安全”战略，亦即中国在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时都会考虑到邻国的安全，中国并不想陷入与邻国间的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泰国《亚洲时报》11月25日文章】题：中国的战略向共同安全转变（作者　帕尔·金）
    两个或者更多大国之间极少能通过谈判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中美之间在安全和武器控制方面的分歧尤其尖锐。一些安全分析家认为中国无法就这些问题和美国展开谈判，原因有三：第一，由于中国无论是在常规还是核武器上的实力都不如美国，它很难与美国展开双边谈判；第二，由于收复台湾在中国的安全战略上具有支配性地位，中国不可能签署任何有碍自身武器现代化的协定；第三，由于中国的周边基本上是美国的同盟国，它自然只能与美国开展一些能保障自身相关利益的谈判。
    各种现象表明，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中美两国还是已经开始尝试在武器控制方面达成一致立场（尽管是以多边协议的形式）。尤其是中国，它在武器控制方面的立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1970年起，中国已签署了约10—20%其有资格签署的武器控制双边协议。到1996年，这一数字上升至85—90%。国际社会在武器控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几个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控制的协议。协议内容涉及：禁止核试和核扩散、禁止生产可裂变物质、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及禁止出口导弹技术和地雷。和现在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武器控制方面的态度是否定而不屑一顾的，中国当时批评一些控制着武器的政府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穷国和富国。
    中国在安全战略上的转变使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共同安全”战略。中国在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时都会考虑邻国的安全。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想陷入与邻国间展开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这就是“共同安全”的来由。因为中国知道，随着自身实力的快速增强，中国与各邻国（尤其是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将因此大大缩小。目前，许多东盟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已经被中国吸走。因此，如果中国继续照此进度发展，它给其它国家造成的压力将导致东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上演一场军备竞赛。这将使中国不得不将珍贵的资源转而用于军备生产，从而减少其用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公共预算。
    但是，这种更亲切更友好的新安全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据日本福冈工业大学的一位人士指出，这一概念源自以中俄为首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在该组织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观”的说法。该组织是建立在互信、平等和协作的一个“新安全观”基础上的地区合作新典范。
    问题是，中国达到其孜孜追求的目标了吗？未必。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仍然持一种现实政治观点。事实上，中国正在寻求缓解与美国这个惟一能遏制自己的国家的紧张关系，以防止双方的各种冲突演变成严重的外交风暴。后者使布什政府和国会敢于对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学者指出，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仍是“美日安全联盟”。实际上，中国最担心的问题是，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日美可能联合起来进行干涉。尤其是在中国看来，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意在使中国不敢发动导弹攻击。对中国军事规划最危险的局面是，台湾正努力寻求加入TMD系统。
    中国不能卷入代价不菲的军备竞赛还有别的原因。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从苏联的经验中发现，肆意沉溺于此类竞赛必将耗尽元气，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因此，中国只能玩一场“保险游戏”。通过这场游戏，中国正努力达到三个目的。首先，向美国的国家安全精英们提出的“中国威胁论”观点提出挑战；其次，改变美国的主要盟国们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观点：中国有碍东亚地区安全；第三，通过与各东盟成员国签订诸如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友好协议在该地区形成一种一致看法：中国并非地区安全的祸根，而是福星。
    这三个目的合起来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要走“第三条道路”———与美国既进行合作，又展开竞争，从而巩固自己在本地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