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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1-25第1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好莱坞的对外开放

    导演,外国人阐释美国价值观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11日文章】题:好莱坞的外交(作者 格雷戈里·兰姆)
    1951年的西部片《正午》把孤胆英雄式的美国理想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部影片中,加里·库柏扮演的警官意识到,要把一伙歹徒绳之以法,他只能靠自己。
    当观众和批评家都在称赞《正午》是一部伟大的美国电影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部影片的导演弗雷德·津内曼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移民。
    其实,许多似乎阐释“美国”价值观的伟大影片都是“外国人”导演的,从《胜利之歌》(又译《扬基都德》)到《吉姆·索普:美国理想》莫不如此。这还没把那位名叫希区柯克的电影大师算在内。从英国移居美国的希区柯克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美国片,包括《群鸟》、《精神病患者》、《北偏西北》、《后窗》、《眩晕》和《列车上的陌生人》。有传闻说,迈克尔·凯恩将凭着在《沉默的美国人》中的表演获得奥斯卡奖:这部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公映的影片是由澳大利亚导演菲利浦·诺伊斯执导的(他还导演过《爱国者游戏》)。明年我们还将看到台湾导演李安拍摄的那个人人喜爱的绿色超级英雄《绿巨人赫克》。来自墨西哥的阿方索·夸罗将执导《哈里·波特》系列之三。
    观察家说,外国导演拍美国电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好莱坞要不断挖掘新人、考虑全球市场的需要以及希望外国导演能给陈旧的影片模式带来新鲜的视角等。
    视角,局外人讲述美国故事
    绿街影片公司创始人兼总裁约翰·佩诺蒂为《游泳迷》一片选导演时,这些因素都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游泳迷》讲述了一名美国高中游泳能手发现自己成为一个走火入魔的游泳迷的目标。其情节并无新意,如同把《致命诱惑》搬到了中学里。因此,佩诺蒂意识到需要某种东西使这部片子与众不同。
    佩诺蒂与五位候选导演谈过话,他们都是外国人,包括一位挪威人和一位新西兰人。最后,他选择了来自澳大利亚的约翰·波尔森。
    佩诺蒂说:“因为剧本有点儿一板一眼,我们希望尽可能以富于创意的方式弄出点波澜。我们试图拍一部美国青少年惊悚片,这部片子有一些滑稽的地方,而且拍摄者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这难道不是很棒吗?导演有剧本的样板,但他或许没有像在美国文化里长大的人那样受到影响。”
    今年夏末上映的《游泳迷》出人意料地一炮走红,并在一段时间里高居票房榜首。导演波尔森说:“当一位国际导演去拍摄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时会产生相当有趣的结果,就像(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拍《美国丽人》那样。这其实不是偶然。我觉得,当一个没有典型美国文化背景的人要去阐释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就会产生有趣的东西。你得要通过他们的眼睛来透视这部影片。”
    但是,用局外人的视角来讲述“美国的”故事并非总能成功。今年早些时候放映的《风语战士》(吴宇森执导)在评论界和票房上都令人失望。在马萨诸塞州布兰代斯大学教授电影史的托马斯·多尔蒂说:“他似乎并不具备那种洞察力,无法像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一片中那样从细节处反映二战。”他认为,吴宇森没有抓住故事中的“美国特点”。
    人才,不论他说哪种语言
    尽管偶尔会出现这类失误,洛杉矶却在不断增加“进口”。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自卑情结:即认为来自外国的导演更有创造力。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电影史学家凯文·哈戈皮安说:“好莱坞历来对外国电影人心怀羡慕。他们认为这些导演的作品能给美国电影带来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叙事的变化。只要回顾一下自己最成功的岁月(30年代和40年代),好莱坞就会记起,是像比利·怀尔德、刘别谦和迈克尔·柯蒂斯这样的外国导演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影片。”
    底特律州立韦恩大学美国研究系主任杰里·赫伦说,好莱坞或许将成为“媒体时代的下东区,也就是说,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制造我们的产品”。
    但是,除了寻找新鲜的想法以外,今天的制片人在决定台前幕后要用哪些人时还要考虑影片在外国的销售。
    佩诺蒂说:“我们认识到,波尔森先生在澳大利亚有一定名气。”他针对这部影片的销售策略包括要让它在澳大利亚卖个好票房。他说:“很多美国电影都是基于能在多方面吸引外国发行商而拍摄的,所以你必须要考虑让影片在某些领域产生吸引力。”
    除了要锁定外国市场,美国制片公司迫切需要的是人才。
    多尔蒂教授说:“好莱坞一直在尽可能挖掘各地的人才,而且慷慨大方、不拘一格地使用这些人才。”他指出,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电影大亨路易斯·迈耶曾前往德国“收买任何他认为有才能的人”。
    外国导演或许是先拍出成功的艺术片后才获得美国观众和好莱坞制片商注意的。例如,李安先拍了中文的《饮食男女》,然后才执导《冰风暴》。后者讲述了美国郊区一个出了麻烦的家庭的故事。
    语言未必构成障碍。许多好莱坞经典片都是由几乎不懂英语的导演拍摄的。

30年了,这里的黎明依然静悄悄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0月4日报道】题:“静悄悄的黎明”闪光30年(作者 布罗茨基)
    在原拍摄地卡累利阿庆祝《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成片30周年,这个想法是俄罗斯西北部的卡累利阿共和国电影工作者提出的。导演罗斯托茨基已于去年谢世;7名男女主角中,只有演勇敢的女战士热尼娅的奥斯特罗乌莫娃和演胆怯的加利娅的马尔科娃脱不开身,未能从莫斯科赶来参加活动。
    “奇怪,30年了,这里什么都没变。我们依然住在‘北方旅社’,当时这是唯一全天供热水的旅社,我们随时得卸妆,洗去浑身泥浆,所以就住在那里,”演军士长瓦斯科夫的马尔蒂诺夫说。
    演员被热情的村民们拉进家里做客,回忆起当年的故事。
    近乎古板的导演
    罗斯托茨基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导演。他认为,既然剧本里说古尔维奇(为给军士长取烟荷包被德国鬼子刺死的犹太族女战士)的脚被军靴磨起了茧子,拍戏时也应当如此。演古尔维奇的多尔加诺娃说:“我哀求他给我一双合脚的靴子,他断然拒绝。结果,我‘穿小鞋’磨出了老茧,简直没法走路,导演才满意了。”
    马尔蒂诺夫插嘴:“他逼我们成天在碎石地上爬,可以说,卡累利阿大地浸透了我们的血汗哪!”
    演奥夏宁娜中士的舍夫丘克回忆道:“当时我有一个很复杂的镜头,演受了致命伤的奥夏宁娜。事前我听够了大夫关于垂死者的描述。我太深入角色了,居然拍完镜头就失去了知觉。”
    舍夫丘克说:“这些场面拍了2周。最费事的是把电影摄制设备运进沼泽。沼泽非常‘狡猾’,我们一定要准确地照着路标走,不然就会滑进稀泥塘。奥斯特罗乌莫娃差点被吸进了泥塘,吓得面无人色,好不容易才被大家拖了出来。”
    多尔加诺娃叹道:“每天都又湿又脏又恶心。但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可怕的考验。”
    最可怕的考验
    对当时这些年轻纯洁的姑娘来说,最可怕的考验是拍洗澡场面。无论你怎么恳求,导演就是不愿改剧本:“姑娘们哪,你们得明白,观众应当看到你们的美丽,这样才会更强烈地仇恨那些杀害了你们的法西斯呀!悲剧,就是要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嘛!”
    女演员们回忆:“让导演看到我们光身子倒也罢了,我们觉得,他反正是个老大爷,可是,现场有好多小伙子哪!当着他们的面脱衣服,我们真受不了。导演就玩了个花招,发誓说拍摄现场就只有他跟一个摄影师。可是,奥斯特罗乌莫娃脱光衣服,跑进澡堂,就看见那里有个管灯光的小伙子!”
    不过,那个镜头已经是到莫斯科摄影棚里拍的了。洗澡的镜头后来又遇到麻烦。头遍审查后曾有争论,是不是要剪去这个镜头。当时是苏联时期,观念还相当传统。
    马尔蒂诺夫笑着说:“其实,这个镜头非常纯洁。但公映后仍有人提意见,有封来信写道:‘片子不错,可是银幕上有光身子的女人,我跟丈夫并排坐着看这电影挺别扭。’”
    在中国有几亿观众
    这部电影确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拍完戏后,演员们简直成了亲人,30年来,演员组逢年过节都带了家小聚会。
    公映后,这部片子在苏联很快创了票房收入纪录,1974年还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名列当年5部最佳片;随后就红遍世界,发行拷贝数千部。我们的演员出国,常常在银幕上看到说外语的自己。马尔蒂诺夫动情地说:“看到我在银幕上说中国话时,我简直惊呆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中国有好几亿观众看了这片子,据说老革命邓小平看后说,这很像中国革命影片嘛!”
    演员们应邀出席威尼斯电影节。舍夫丘克回忆:“行前我们被吓坏了。有人对我们说,在那里一天得换三副行头。当时我们这些穷演员哪有那么多衣服!我跟奥斯特罗乌莫娃打定主意不去了。导演想了个聪明办法,带我们去见当时还不太出名的时装设计师扎伊采夫。他给我们设计了好几套漂亮衣服,可是我们买不起,只好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买下,留作戏装。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穿的衣服,衬里上还有黑墨印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财产登记号码。不过,我们的自我感觉都棒极了!”
    在卫国战争战场上,是俄罗斯妇女阿尼娅用她的双手把我救出来的。她是志愿兵,在前线一直战斗到胜利。战后她嫁了人,生了一双出色的儿女。但她还是没有逃出战争的魔爪,死于脑癌。她未能看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时她已双目失明,我把她带到制片厂,一句句地告诉她银幕上的人物、动作和场景,就这样,她“看”完了电影。我拍这部片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感谢阿尼娅,感谢我们的妇女,是她们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是她们和我们一起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摘自导演罗斯托茨基的回忆录
    
    
    影片中的舍夫丘克、德拉佩科和多尔加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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