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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8-13第1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香港著名导演张彻回忆录

    原编者按  著名导演张彻今年6月22日在香港因病辞世,享年79岁,张彻叱咤华人影圈40多年,从影前曾获蒋经国和张道藩知遇,未满30岁便出任台湾国防部简任专员,见证蒋家王朝的兴替,本年初张彻计划撰写回忆录,并交本刊独家发表。
    蒋经国如何夺权
    【香港《明报月刊》8月号文章】题:蒋经国如何夺权?(作者  张彻)
    8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从政到从影,这两个圈子皆多姿多彩,人和事都很复杂,故而必须自定撰文范围,定出目标来,对自己有个约束。我的目标也已决定,就是写近不写远,不写“掌故”,只谈我后期从影接触的人和事,并以现存及我有第一手资料的为限,这样就不涉政治。另附带两点:一是少谈已经过去的影人、影事,不能绝对不谈,是因为过去会牵涉到现在,不涉现在的便不谈;二是不谈个人私隐,绝不“八卦”,这是必须守的分际。 
    谈蒋经国乃破例
    因此,回顾蒋经国是自乱体例,但谈他并非只因为他是大人物。当蒋经国在位期间,我在香港的报刊上写稿,从来没有一字提到他,很小心地避免自己的文字涉及政治。现在他已去世,时过境迁,不妨谈谈。
    破例谈蒋经国,主要还是因为写邵逸夫时发现,他的用人作风竟和蒋氏不谋而合!这也许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也少有人能兼有我的第一手资料,故可提出来说说。
    蒋经国初到台湾时并未担任公职,蒋介石仍亲自执掌政务的运作,但既从大陆失败撤退到台湾,则政府与国民党之改革已是必然之势。蒋介石年事已高,蒋经国是“太子”,大家把改革期望寄托于他是自然的事。不过,蒋介石并未退休,其左右的老臣子更抓紧权力,毫无退意,故蒋经国必须进行夺权。
    蒋介石也是“生儿不象贤”,亦根本无传子之想,但他的接班人更“不象贤”,在权谋策略方面更“象”(像)王莽、袁世凯。正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最近台湾的“国安”风波,也是蒋经国当年夺权的后遗症。因为他夺权要隐秘进行,故要从“情治”方面入手,不免要利用情治手段去打击政敌。这就给后来的掌权者开了无数恶例,从“白色恐怖”到李登辉皆然。
    这自然是蒋经国夺权初期的一个过程,惟政治终须面对公众,要公开化。我结识蒋经国时,正值他在“公开化”的过程中,与情治全不沾边,但他的用人方式显然带有情治的影响,故不可能从头研究起。
    头等人才  三等职务  特等权力
    蒋经国在台湾出任第一个公职,是在国防部之下成立一个“总政治部”,他出任“主任”,官阶是中将。这当然不能代表他的实际政治地位和权力,不过却把他“隐”于情治的身份的一部分公开化了,开始面对公众,走上政坛。
    当年在台北“四条通”蒋氏公馆出入的,自然有些人,其中还有蒋经国在江西时代的“干校”旧部。至于我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涉足蒋府、敬陪末座,则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被请去吃饭吧。总之,是在这时候听到蒋经国宣示他的用人政策:“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他本身倒也“实践”了这三点,他当然自负是“头等人才”;任行政院下的国防部之下的总政治部主任,也确是“三等职务”;但他是蒋介石的接班人,自拥有“特等权力”。不过,他不是为本身而宣示,是宣示给他周围的人听的。例如王升,后来继他任总政治部主任,除了官阶升为上将,“三等职务”不变(王升自是他心目中的“头等人才”),但实际上不仅可指挥国防部长,连行政院长也要听命于他!蒋经国说:“你们可以同我(指蒋自己)讲话,就是‘特等权力’。”一点也不错!
    这里有一个疑问,用“头等人才”,当然也应拥有“特等权力”,但为什么要“三等职务”呢,蒋经国在初期也许需要隐藏他的“特等权力”,但他后来用人似乎应无此顾忌,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了。
    头等人才而拥有特等权力,便会发生功高震主、难于制衡的问题,故预先作防范。事实是否如此?不知道,只是作此揣测而已。不过,政治上发生“逆取”的现象,往往也是常事。
    掌握情治单位  向军方入手
    蒋经国原来的干部,是他在江西时干校培训的一批人,经过从抗战胜利、内战失败到撤退台湾这许多改变,仍跟着他的已经不多,主要只是李焕和王升二人。因此蒋经国必须培训和组织新的干部,李、王二人正分别负此重任。李焕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王升的任务更重要,在总政治部之下成立新一代的“政工干校”,该干校日后更成为台湾的一大政治势力。
    所以,总政治部的组织工作,就要蒋氏亲力亲为,李焕、王升帮不上忙,既无时间也无适当的地位。我之能拉近蒋经国,就是乘这个“空当”。当然,我的重要性还不能与李焕、王升并论,他们已经是“政务官”。我只是听命(蒋的命令)办事的“事务官”,虽然在官阶上我与王升“比肩”,都是上校军阶,但并不能如他之独当一面。
    总之,那时围绕在蒋经国周围的人和事,十分敏感,其中还有宋美龄的因素。蒋经国组织总政治部,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作从容部署。当时蒋介石“避静”的地方,是台中日月潭一处酒店式的私人别墅“涵碧楼”,蒋经国便选择该处。他组织总政治部,以情治单位和军方为两大支柱,他那时已经掌握情治单位,主要是向军方入手。他是通过好友、空军参谋长徐焕升向军方埋手的,徐后来升任空军总司令,创办中华航空并任董事长。徐另一个特别任务,是拉拢他的同窗好友胡伟克转投蒋经国旗下。当时胡是空军上校,正获得宋美龄赏识,要提升他出任后勤总司令。这样,蒋经国渐渐掌握军权,为夺权奠下基石。
    邵逸夫其人其事
    【香港《明报月刊》7月号文章】题:邵逸夫如何白手兴家(作者  张彻)
    香港要建设星光大道表彰明星和导演,对本地电影和旅游业自然是好事。邵逸夫既非演员也非导演,但他是香港电影界最重要的人,不知如何“定位”?
    在邵逸夫自新加坡来港、开展“邵氏兄弟”公司业务之前,香港的华语片只在残旧的小戏院上映,票价比西片低得多,每部片的收入只有几万元!他的出现,使港片的面貌全然改观:上大戏院、组大院线,取得与西片对等的地位,票房收入由百万而至数千万……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心之一,影响及于好莱坞,创造了华人电影的惊世奇迹。
    电影全才“六先生”
    “逸夫”是“以字行”,本名仁楞。邵氏兄弟是“仁”字排行,第三字用木字边,如邵逸夫三哥名仁枚,字山客。但“楞”字与“仁”双声叠韵,很不好念,且恐有人不认识,故以字行,现在知道他本名的人恐已不多了。他行六,圈内人称“六叔”,当年和他接近的电影公司高层,通常称他为“六先生”,因为“邵先生”太多,不明所指,现在可能是叫“六叔”更流行了。
    邵逸夫和他三哥仁枚在新马白手起家,创立了庞大的娱乐企业。据他亲口告诉我,到香港来时,拥有汇丰银行的无限额透支书,其财力之雄厚可想而知。故他做生意的才干和精明,也自不待言。但一般人常低估他对电影艺术的才能和识见,也不知他早年曾做过摄影师,通晓电影技术。
    由于资深,圈内颇多人叫我师父。从师父可以看弟子,从弟子也可以见到师父的一斑。我的师父其实就是邵逸夫。在此之前,我是个不算差的编剧,但要说到导演工作和对电影的全面认识,实都得益于邵逸夫。今天,电影界可被我认作师父的人不多,可能邵逸夫是惟一的。还有一个是邹文怀,他也可以说是大师,因为邹事实上也是邵逸夫的亲传弟子,我亦有不少知识由他转传。
    追随过邵逸夫的人(尤其在早期邵氏做过导演的),多少从邵逸夫身上获益(不是指金钱,乃指知识上的),但经他全面“教”过的,大概只是三个人:邹文怀和我,还有一个是方逸华。方现在是邵夫人,但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她的角色其实多半是邵逸夫的助手和徒弟。
    作息有序  没夜生活
    中年的邵逸夫,每天黎明即起,扎马出汗之后才梳洗,然后看报纸和吃早餐,还要做甩手运动一百下。不管甩手运动做不做得完,他一定在9点前到办公室,常常比全公司大小职员早,好监督各组戏准时开工。
    他坐的是劳斯莱斯,车中本有酒吧,他改装成写字台,可以在车里支配好当天的工作——用蝇头小楷分别写在一张张便条上,一到公司,便分交邹文怀以及各部门主管执行。这样的规律生活,自必须保持早起,所以他在晚间也不会有夜生活。到办公室后自要处理日常事务,看文件、看账,更重要的是看剧本,但他上午的工作重心是看“毛片”(内地称之为“样片”)——要看过前一天各组拍的片,以了解拍摄的进度和成果。如早上的甩手运动未做完,他就边看边站着做,完成那一百下。午餐以后,他在办公室小睡,醒后继续处理日常事务,如口授信件,签账单、支票,间或接见访客等。
    那时公司的下班时间按规定是5点半,邵逸夫通常在5点前结束日常事务工作,召开一项小型会议。参加的人有邹文怀、我和何冠昌。邹、何离去后,曾经只有我一人,后来我推荐易文(杨彦歧)和董千里(项庄)参加,但他们两位都并不很投入,也许是觉得邵逸夫早已拿定主意,商讨不过是上海人俗语所说“真鬼假商量”,因此认为会议起的作用不大,而我自己又因拍片,愈来愈忙,也常常缺席。这小型会议最后无疾而终,十分可惜。
    方逸华则与邵逸夫日常见面谈话的机会多,所以没有参加这项会议的需要。我觉得邵逸夫这行之二三十年的方法很好,虽然他可能是会议参与者中智慧最高的一个,而且自己也先拿定主意,但可以借此作一印证:计划完美可以加强执行的信心,若有缺漏,亦可以及时补救。因邹文怀的离去和我专注于导演工作,邵逸夫再未找到对手召开这项会议,而邹同我自此也少有进步,实是双方的损失。
    绝顶聪明  随机应变
    邵逸夫、邹文怀都绝顶聪明,也都有小聪明。邹初入邵氏时很年轻,三十出头而已,职位也仅是宣传部主任,但很快受重任,故李翰祥他们皆目之为“佞臣”。我跟蒋经国、张道藩时,也予人以“佞”的感觉,跟邵逸夫接近时已近中年,这感觉反倒减退了。王羽早年好打,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在邵氏那几年,屡次砸餐厅也人尽皆知。邵氏餐厅在当时的四厂和六厂之间。有一次他在餐厅大砸大打,我在四厂拍片,当然知道,走到厂门口看,但是应如何处理?我心里在犹豫。
    程刚(程小东的父亲)是当时邵氏的主要导演之一,也是聪明人(然而不是“佞人”),就好心走去劝解,被王羽一把推开,僵在一边,我仍在犹豫。那时,我看见邵逸夫正从七厂过来,想是要回办公室,这就非经过餐厅门前不可,他会作什么反应呢?邵逸夫当然听见也看见了,但他脸上表情毫无变化,脚步也保持原来速度不变,在餐厅门前从容走过,若无其事,视若无睹,听如未闻。餐厅内窗户砸烂、碗碟横飞,竟对他毫无影响。
    邵逸夫这样做当然正确而且高明,但一般人在当场是很难想通的。说他高明,首先,他本人身居邵氏“总裁”,手下有各级主管,这并非应由他直接处理的小事;其次,如他出面处理遭到抗拒,就不免损害尊严;更难得的是,他作如此决定的时间极短,只在几分之一秒之间,一般人很难做到,即使做到,也难达到那样不动声色的地步。事后,我也问过邹文怀,邵逸夫对他怎么说。邹说邵逸夫完全未提此事。这也很对,自己在现场既未处理,自然不必提,更不必追究,只当没有发生过好了。这件事可以看出邵逸夫临场应变的小聪明,但他当然不仅“只有”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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