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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哈斯的故事

    哈斯,以色列犹太人。1993年搬到了加沙,成了在巴勒斯坦从事战时新闻报道的唯一以色列记者
    【美国《洛杉矶时报》文章】题:以色列敌人的呼声(作者玛乔丽·米勒发自西岸拉姆安拉)
    在一名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母亲家里,三类记者挤满了起居室。他们是巴勒斯坦记者、外国记者和阿米拉·哈斯。
    瓦法·伊德里斯是巴勒斯坦起义中第一名女性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当其他人连珠炮般地向瓦斯菲耶·伊德里斯提出关于她女儿的问题时,哈斯却坐在一旁。她轻声用阿拉伯语与瓦法的朋友们交谈,然后仔细用希伯来文做着笔记。
    特殊身份
    哈斯说:“我没有马上告诉他们我是以色列人。这倒不是出于安全考虑,只是因为我不想改变事态的正常发展。一听说我是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不是变得更礼貌,就是变得更粗暴。我宁可做一个旁听者,而不是参与者。”
    作为《国土报》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哈斯是唯一生活在巴勒斯坦统治下的以色列犹太人。尽管以色列政界未必总是对她满怀敬意,但却广泛阅读她的文章。
    哈斯说,她的采访内容就是“以色列的占领”。她报道了以色列军队最近进入拉姆安拉和西岸难民营的情况。她记录了巴勒斯坦寻常百姓如何挣扎求生,以色列军队如何摧毁房屋和农场。她讲述了以色列的经济遏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影响。简而言之,她无情地叙述了成为以色列占领之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如此一来,有些以色列人赞美哈斯体现了民族良知,其他人则谴责她是空想家甚至叛徒。
    关于哈斯的两种声音
    以巴冲突中,双方在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谁是这片土地的合法继承者等问题上各执一词。哈斯的支持者认为,在这场血腥的战争中,她作出了与官方说法不同的另一种阐述。但是,由于她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观点,所以有些人认为她是在支持敌人。
    《青年日报》的专栏作家纳达夫·黑茨尼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他说:“她直截了当地为她所谓的巴勒斯坦斗争辩护。她在为他们每天屠杀我们的行为辩护。”
    “媒体监督”是一个持中右翼观点的组织。该组织的负责人梅达德说,哈斯采取了“对方”的立场,所以不应该撰写新闻稿。
    梅达德说:“我不知道她在心理上是否已经不由自主。如果有人从(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向普萨戈特(犹太人定居点)开枪,她绝对不会到普萨戈特看看枪击事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哈斯的回答是,许多以色列记者报道了以色列受害者的情况,也报道了以色列政府对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作所为的说法。她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政府和军队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干了些什么。
    哈斯说:“新闻报道并不是要告诉人们他们爱听的东西。记者的职责是行使监督权利,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而言,以色列无疑是权力的中心。”
    她承认,“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人都会具有反对占领的思想”,但是,她驳斥了关于她因而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观察者的观点。“按照这个标准,所有曾经当过兵、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过、或者曾经是预备役军人的以色列记者都应该离职。这样就会没完没了。”
    在以色列,服兵役是一项义务。许多从事军事或国家安全报道的记者都曾经在情报部门工作过。
    哈斯:“我决不能做旁观者”
    45岁的哈斯出生在耶路撒冷,父母是东欧人,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从小耳熟能详的就是“抵抗的史诗”。她曾经写到,母亲告诉她,当囚犯们被赶进集中营时,德国妇女就在一旁观看。这段回忆令哈斯感到恐惧,她打定主意,“决不能做旁观者”。
    于是,1993年哈斯搬到了加沙。她的以色列朋友认为,这一举动即使说不上是不折不扣的自杀行为,也够得上疯狂。对大多数以色列人而言,加沙就是虎口,是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贫民的巢穴。
    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她在加沙报道了以色列军队的撤军情况,以及由于协议未能带来自由和独立,巴勒斯坦人起初乐观、而后逐渐绝望的情绪。她在《加沙:被占领土上的日日夜夜》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然后于1997年来到了拉姆安拉。
    无论人们是否赞同哈斯关于新闻报道的定义,了解她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她冒着巨大的风险。她独自住在拉姆安拉。今年3月,当以色列坦克和军队攻入这座城市时,她搬到了一个朋友家里,因为这里更靠近战斗发生的地点。她不借助翻译,经常独自在难民营、示威现场和其他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工作。
    哈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从事了长达10年的报道工作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官员们和武装组织(如“哈马斯”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领导人对她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是,那些投掷石块和燃烧瓶的巴勒斯坦百姓未必认识哈斯,也未必知道她写了些什么,这无疑加重了她的危险处境。
    在巴勒斯坦人当中工作时,她穿着朴素,态度谦和。她专注地倾听他们的话语,好像这能为数十年的彼此误解作出某种补偿似的。人们不太可能怀疑她在为以色列安全总局工作。不过,她仍然花时间探察这个让她的祖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全副武装的社会。对于那些愿意为杀死以色列人而献身的男子(如今也许还包括妇女)来说,她是个很容易下手的目标。更重要的是,随着巴勒斯坦领土遭到的围困日益严重,她比其他大多数以色列人更容易成为目标。
    哈斯不愿讨论这些危险。她只是说,她仅仅受到过两三次严重的威胁,每次都有人来解救她。
    但是,她的以色列同事证实了在起义中报道巴勒斯坦领土状况的危险性。大约有1400人(其中大多数是巴勒斯坦人)已经在暴力冲突中丧生。
    电视二台的约拉姆·比努尔说:“在此次起义之前,巴勒斯坦人通常是欢迎以色列记者的。即使我要与‘哈马斯’领导人交谈,我都觉得很安全。过去我在拉姆安拉工作,在当地吃午餐和晚餐,就是为了能和百姓交谈,感受那种气氛。如今,我一完成任务就马上撤离。”
    哈斯在《国土报》的同事吉迪恩·利维说,在题为“过渡区”的每周一期的专栏中,他也力图报道以色列占领的情况。他仍然短时间地出入于巴勒斯坦领土,但是前往的地方却越来越少。
    利维说:“我每个星期都在用性命冒险。阿米拉却每天都在冒险。”
    他们为什么冒险?
    但是,许多以色列人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他们如此冒险是为了什么?”
    在以色列的三家主要日报中,《国土报》是最小的一家,日发行量为7万份左右,《新消息报》为40万份,《青年日报》则为22万份。在这个越来越倾向于保守的国家,《国土报》也是左翼色彩最浓的日报。有些评论家认为,一小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把建立巴勒斯坦国看作是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唯一途径,哈斯和利维只不过是在鼓吹这一观点罢了。
    甚至一些赞同哈斯的政治观点的以色列人也认为,她关于巴勒斯坦人苦难生活的报道千篇一律。不知是由于哈斯的报道令人不快、不断重复,还是自以为是,许多以色列人都受不了这些文章。
    政府发言人拉阿南·吉辛指责说,哈斯的工作就是“在枪口下报道”——为了留在当地而实行自我新闻检查。但是,许多媒体评论家和新闻界人士说,她和利维为以色列的新闻报道作出了独特贡献。
    曾经为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担任发言人的乌里·德罗米说:“战争中确实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去年秋天,哈斯采访了一名以色列士兵。这名士兵透露,军方禁止狙击手把儿童作为目标,但是,儿童只包括12岁以下的孩子。这名狙击手说:“我们可以把12岁以上的孩子作为目标。他们已经不是儿童了。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
    在其他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以军摧毁比拉的一处巴勒斯坦建筑的经过,还刻画了拉法赫的那些房屋被夷为平地的巴勒斯坦人。封锁期间,她在一处军队检查站逗留了一天,记录了试图冲破封锁的巴勒斯坦人争吵、恳求和失败的情景。
    最近的一天下午,她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倾听附近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谈话。这些地区处于被吞并的耶路撒冷的范围内,但又位于该城市最边远的军队检查站以外。他们逐个告诉她,他们缴纳了赋税和电话费,但是,由于工人和修理工认为这里太危险,所以他们享受不到任何服务。
    
    在耶路撒冷和拉姆安拉之间的西岸居民区,阿米拉·哈斯采访“以色列占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