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8-21第1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从种种迹象看，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正酝酿着重大调整。追溯历史，“戒急用忍”这个逆潮流而动的对大陆经贸政策是如何出笼的？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对两岸经贸的发展和两岸关系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8月12日，备受各界瞩目的“台湾经济发展会议”两岸组通过了两岸议题的“共识结论”，建议当局为“戒急用忍”政策松绑，今后推动两岸经贸发展应依据“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双赢、风险管理”四项原则，积极开放两岸经贸及投资等。同日，台湾媒体披露，台当局行政部门也已召开高层会议，决定大幅开放两岸经贸，其范围较之前述共识更为广泛。对照日前陈水扁本人所作的有关“经发会共识行政部门必须贯彻”的宣示，种种迹象都预示着台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人们正拭目以待：行诸五年之久的“戒急用忍”政策是不是要正式步入历史？
    “戒急用忍”政策是李登辉主政时期的“杰作”，是李登辉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逻辑结果，并成为过去五年来台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
    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台湾“国民大会”上声称，“亚太营运中心以大陆为腹地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要求有关部门“对台商到大陆投资设一定的上限比例”，这是台当局紧缩大陆政策和经贸政策的先声。9月14日，李在台湾工业总会召开的“经营者大会”上致辞时又宣称，“因应当前两岸关系必须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则”，要求台商减少对大陆的投资。10月21日，他在“国统会”上再次提出，大陆政策“必须以根留台湾，加强建设，充实国力为出发点，‘戒急用忍，行稳致远’”，从而将“戒急用忍”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及至大陆政策的各个层面。
    为进一步强化“戒急用忍”在大陆政策中的指导地位，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台当局邀集岛内各政治势力于1996年底召开了所谓“国家发展会议”。这次会议以“戒急用忍”精神为基础，在朝野政治势力的背书下，达成了所谓发展两岸经贸应“台湾安全”第一，“台湾利益优先”，考量政治风险，循序渐进推动以及规范大企业赴大陆投资等政策共识，将“戒急用忍”烙上了“朝野共识”的印记。
    与此同时，台当局有关部门以“戒急用忍”为基调，将“两岸关系以经贸为主轴”调整为“经贸行为仅为大陆政策的一环，不应躁进”，并加强“陆委会”对大陆经贸政策的主导权，由“陆委会”视“台湾安全”和“两岸关系进展”来决定大陆经贸政策的调整情况。在大陆经贸政策的具体制定上，台“经济部”还重新拟定了两岸经贸政策的发展方向，提出所谓“西进暂缓、南向推动、台湾优先”的投资政策，对台商投资大陆实行从严管制、“管大不管小”，即实行“投资从严，商业、贸易、科技交流从宽”、“大企业从严，中小企业从宽”、“特殊行业从严，一般行业从宽”的政策，凡投资规模较大、对台湾经济影响较大并有助于大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投资案将从严审核。
    鉴于上述原则性政策宣示往往在实践中造成操作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以全面落实“戒急用忍”政策，台当局开始重新制定一个可量化的、重点规范大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的新审查办法。经过有关学者和经贸部门半年多的反复研拟，台“经济部”于1997年5月28日正式公布新版的《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办法》。
    台当局对台商赴大陆投资办法，长期来一直采用“准许”、“禁止”、“专案审查”三类标准进行规范和审查，而新版“办法”施行后对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的规范和审查更加严格。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禁止投资项目新增32项，包括在祖国大陆最具发展潜力、并成为台商投资新热点的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产业如铁路、公路、电子科技产品、房地产、保险等；二是大型企业、上市上柜公司到大陆投资上限依资本额或资产净额，采40%、30%、20%的“累退比例”规范，企业规模愈大，准许赴大陆投资额占资产净额比例愈低；三是任何领域的个案投资金额上限均不得超过5000万美元；四是专案审查分产业特性和个案特性两类共11项指标，非常繁琐，且标准严苛。可以看出，新办法实施的主要目的在于严格控制大企业、上市上柜公司到祖国大陆投资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产业。
    此外，台当局还出台了多项配套措施，包括：强行要求违规赴祖国大陆投资台商补办登记手续，愈期未报者将处新台币100万至500万元罚款；提高台商赴祖国大陆设立投资控股公司审查标准，规定台商在祖国大陆设投资公司必须经专案审查，在大陆的各项投资案也得逐案向“投审会”申请获准；重点调查一些赴大陆投资的大企业，以儆效尤。新的投资审查办法及其配套措施的出台，表明台“戒急用忍”政策的定型。
    “戒急用忍”的出笼是台当局在大陆经贸政策上蓄谋已久的举动。李登辉及其幕僚曾多次宣称“台湾经济要以大陆为腹地”，但“戒急用忍”的提出却使其大陆经贸政策出现180度大转弯，不可避免对两岸经贸交流及两岸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台当局在两岸经贸上采取“戒急用忍”的保守、僵化的基调，对两岸经贸交流设置新的障碍，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进行打压，其用意主要是给渐成趋势的台商大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降温，以便拉开两岸经济的“安全距离”，降低所谓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度”。从更深层次来看，是意图以经贸为筹码，对抗大陆，消除两岸和平统一的内在动力，达到“去中国化”和两岸渐行渐远的政治目的，最终实现“两国论”目标。可以说，“戒急用忍”是台当局为掩盖其无诚意、无具体行动改善两岸政治关系而打出的一张“经贸牌”。
    除政治因素这个最主要原因外，台当局提出“戒急用忍”还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经济理由”，如认为岛内投资意愿低落、经济投资延宕的主要原因是台资外流至大陆引起的；产业大规模移往大陆妨碍了台湾的产业升级；对大陆的过分依赖，会使台湾失去经济“自主”的基础等等。这些理由貌似有理，却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检验。自20世纪70年代两岸关系开始缓和以来，两岸经贸交往就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两岸经济交往初步形成了互补互利的局面。
    “戒急用忍”政策是一种以政治干扰经济的做法，违背了经济规律，也背离了岛内民众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愿望，一开始就遭到了岛内工商界的普遍反对。包括王永庆、张荣发等工商界大佬都曾对外公开批判“戒急用忍”政策的种种弊端，要求台当局开放“三通”。台当局虽因应工商界的要求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缓和压力，但五年来“戒急用忍”的政策基调并未有实质变化。
    “戒急用忍”政策的施行，使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96年以来，两岸经贸交流出现了低落现象。以1996年当年为例，1—2月份两岸间接贸易增长率超过两位数，3月份下降到3%，5月份开始出现负增长，6月份增长率为—2%，降到最低点，7月份开始回升，10月份增长率恢复到正数。一直处于上升势头的台商对大陆投资案，受“戒急用忍”的影响骤然下降，1—9月共2400件，较上年同期下降21.4%。
    但是，“戒急用忍”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两岸经贸交流日益紧密的趋势。实际上，五年来两岸贸易仍保持着增长势头。截至今年上半年，两岸的间接贸易额累计达到1744.33亿美元，台湾从两岸间接贸易中获得顺差1160亿美元，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地区。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现在在大陆台资企业累计达45353家，合同投资额达457.56亿美元，实际利用248.9亿美元，台前100家大企业已有一半在大陆投资设厂。
    2000年5月陈水扁上台后，在两岸经贸交流上，他一改选前承诺，继续延用“戒急用忍”政策，以各种借口对民间积极推动的诸如“三通”、“宗教直航”等交流措施踩刹车；以课征“国家安全捐”、“总量控制”等论调继续限制台商投资大陆。
    然而，台当局的“戒急用忍”政策事实上并未能挽救台湾经济。过去一年多来岛内政经乱象频仍，股市下滑不止，投资者对台湾信心严重不足而纷纷出走，经济增长率甚至出现了50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祖国大陆加入W TO步伐的加快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带动了新的大陆投资热潮，使两岸经贸往来与发展走出多年徘徊与停滞不前的局面。这些都给台当局“戒急用忍”政策形成巨大冲击。岛内舆论认为，“戒急用忍”这种人为构筑的高墙既挽救不了台湾的经济困境，也挡不住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尽快调整“戒急用忍”政策，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已成为岛内各界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