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8-20第9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存在？
    科学认知的进步，不但没有消除我们对生命的不解与疑惑，反而把这些不解与疑惑加深放大
    科学手段的精良，不仅可能挽救个体生命，同时也为任意干预生命过程提供了可能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7月7日一期文章】题：活死人（作者　劳拉·斯平尼）
    医学的发展证明了死亡不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即便如此，出于实际操作的目的，必须给死亡划定一个硬性的界限。这个界限最初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后来便是脑死亡的概念。从表面上看，这种客观性的引入本应使判断死亡成为一件更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
    死亡界定：成为标准并不容易
    60年代，脑死亡观点似乎将成为一种定论。人造呼吸器能使人的心脏和肺大幅度收缩扩张，但医生必须清楚，他们是给病人最后生还的机会，还是在给一具尸体充氧。脑死亡的概念似乎是傻子都懂的理论：一旦大脑与脑干的活动停止，就再也不能恢复知觉，如果不受干扰，人体将迅速死去。
    近几十年来，医学技术的另一项进步———器官移植———增加了接受脑死亡原则的压力。脑死亡患者是理想的捐献者，因为他们的心脏仍在跳动。一旦心脏停止跳动，死亡过程就发展到最后阶段，能够用于移植的唯一器官就是肾。如今，大部分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在法律上都承认脑死亡。但是，在某些国家中，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对抗。
    比如，丹麦人认为活人必须是大脑和身体都活着。直到1990年，丹麦的法律才承认脑死亡标准和心死亡标准同样可以被接受。
    脑死亡：我们了解多少？
    即便在对脑死亡不存偏见的地区，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很矛盾。一个原因是人们对此问题认识不足。佛罗里达救生器官获取中心主任查尔斯·麦克拉斯基发现，美国和日本医生对这个问题的无知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他说：“大脑在死亡时就破裂了，再也没有什么活动。然而，他们仍然认为患者会感到疼痛，而且还认为他们能使脑死亡的人起死回生。”
    脑死亡的人没有活过来的。如果患者“起死回生”，那往往是因为对脑死亡的诊断有误。在美国许多人将脑死亡与昏迷混为一谈——昏迷者没有知觉，但能复苏。
    脑死亡也许并不意味着患者失去全部知觉。去年，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的麻醉师巴兹尔·玛塔和彼得·扬致信《麻醉学》杂志，呼吁在器官摘除前对脑死亡患者实施麻醉。在英国，传统法律对脑死亡的定义只是指脑干丧失功能。从医学观点看，到了这一步，人就不能复苏了。但是，玛塔和彼得·扬称，在这个阶段，你不能保证一个人丧失了知觉，因为知觉存在于更高层次的大脑，至少从理论上讲，它可能仍在活动。
    即便脑干死亡的患者感觉不到疼痛，他们仍能对由脊髓传导的动作有反应。他们能在手术台上移动，开刀会使其心脏剧烈跳动并使其血压升高，所有这些都会严重干扰施行手术的医生。
    道德与利益：现行标准受质疑
    有一些人认为脑死亡标准———目的是保证器官仅从死亡的捐献者体内摘除———是让医生过早干预患者的做法合法化。根据凯斯—西保留地大学生物医学道德中心的主任斯图尔特·扬格的观点，脑死亡标准是“微妙而间接地停止外界对人体作用的形式”，使器官能在患者真正死亡之前被摘除。他说，从前你对患者的治疗会持续到他死去，如今医院往往决定对奄奄一息的病人停止治疗，于是使患者突然死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医疗中心，医生作出这种决定可能也是为了便于在心脏停止跳动时立即摘除器官。
    扬格预言，随着器官短缺问题的加重，死亡的界限还将进一步放宽。在美国，等候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从1990年的2.2万增至1999年的7.2万。但移植器官捐献者的人数增长却慢得多。最短缺的是儿童器官。在需要器官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在等待中死去，这种情况迫使美国政府考虑另一种存在争议的器官来源。
    无脑婴儿生来具有功能完好的脑干，却没有脑皮层。所以，根据美国脑死亡的标准，他们活着，尽管他们很难活过几小时或几天。然而，美国医学协会的道德和司法事务委员会在1994年规定，从无脑儿体内摘除器官从道德上讲是允许的。一年后，该委员会又改变了此项决定，依据是不能排除无脑儿有意识，而且也有误诊的可能。
    器官移植：观念和技术共创未来
    哪个国家会允许植物人状态的患者成为器官捐献者，人们拭目以待。在日本，从前到国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可能会收到攻击性信件，而从脑死亡患者体内摘除器官的医生经常被称作杀人犯。然而，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脑死亡的概念。
    但是，如果说公众观点在不断变化，那么，医学技术就变化得更快。今年5月，加州索尔克研究所的弗雷德·盖奇与同事宣布，他们从尸体中培养出了脑细胞。研究人员希望移植手术使用的神经细胞将来能从死去的捐献者体内提取。这种移植可以帮助数百万患有类似帕金森氏病和杭廷顿斯病等疾病的人，但是，这种方法一旦成为现实，对器官捐献者的需求只会上升。
    不过，医学进步也给了我们一些选择。这些选择包括异种器官移植和干细胞研究。但是，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医学提供给我们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欢迎变化，明辨是非，并争取未来的发言权。
    然而，说服人们接受长远的观点不容易。我们对医生的不信任和担心被活埋的心理是有历史原因的。例如，爱尔兰式守灵就是为了防止将可能复苏的尸体下葬。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往往要求医生切除死去亲人的脊髓———只是为了确认死亡。

    【西班牙《世界报》8月9日报道】引起争议的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抨击政治家们的“短见”，要求不能生育的夫妇要有耐心。
    56岁的安蒂诺里医生眉头紧锁，说话时语调激动，他给人的印象总是一副凶狠的样子。8月7日，他在华盛顿的科学院里宣布准备克隆一个人。他从科学院出来后，对执行他的计划“非常乐观，非常坚决”。
    记者问：现在距离第一个克隆人试验有多少时间？
    安蒂诺里答：如果所有计划进展顺利，第一个克隆人胚胎将在今年年底前孕育出来。
    问：在哪里？
    答：自然不是在欧洲，那里不适合我生活。这里，在美国我的工作很受尊重，而且还有扎沃斯博士的支持，他是我的合作伙伴。但是政治气氛也不利。只有少数国家对我的试验开绿灯。
    问：你说过，如果不允许你在陆地上做，就在船上完成克隆人的试验。
    答：作为最后一个选项，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总的来说，我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条件具备的实验室和一些志愿者。我们已经有了200对夫妇为志愿者，技术和知识也有了，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地方。
    问：你认为最终会有这样的“克隆天堂”吗？
    答：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不能克隆人，那是因为政治家的短见。在欧盟有一批思想狭隘的政治家，第一个就是普罗迪。
    问：在志愿者中有西班牙夫妇吗？
    答：据我所知，没有。大多数是美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几年后，克隆人和试管婴儿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
    问：你的很多同事对你并不信以为真，他们说你是在吹牛。
    答：我最好的信誉就是我的病人，通过我的治疗，一名62岁的妇女分娩了，她的名字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我不会为了吹牛而使自己信誉扫地。
    问：梵蒂冈谴责你的计划并拿你与希特勒相比较。
    答：自从我开始人工授精工作以来，就听到梵蒂冈的咒骂。我被培养成一名天主教徒，我仍然是天主教徒，但宗教信条干扰不了我的试验。他们骂我是希特勒，让他们骂去，我自己倒是愿与伽利略相比。我是这些不宽容的人的受害者。
    问：伊恩·威尔穆特说用他的“多莉”克隆羊的技术来克隆人是不人道的。
    答：我非常尊重威尔穆特，因为他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但是从“多莉”以来，克隆技术已经完善了许多：将捐献者的细胞植入卵子中，它们结合在一起产生反应，这样培育出来的胚胎就可以放入子宫内。借助克隆新技术和微型外科手术，产生畸形和缺陷的风险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
    问：尽管如此，克隆人的胚胎有70%预计是有缺陷的。
    答：我不会让一个怪物生出来。在我的履历中只有健康的孩子，以后还是这样。我们的优势是拥有的人类生育知识多于动物的繁殖知识。从胚胎成形的最初几天，我们就可以监测，这个办法是可靠的。克隆人的健康凌驾于一切之上。
    图片：
    1、人体胚胎
    2、安蒂诺里

    乌克兰内政部8月14日说，包括4名医生在内的5名乌克兰人涉嫌贩卖人体器官，偷取从严格意义上讲仍然活着，并有可能被救活的交通事故受害者的肾脏。
    内政部负责乌克兰西部勒维夫地区事务的发言人说：“涉嫌者取走了在公路交通事故中脑部严重受伤者的肾脏。”另一位发言人说：“有些受害者只是临床死亡。”这就是说，他们还有被救活的希望。
    医生指出，如果在受害人的关键功能停止运动的5至10分钟内采取适当的救治办法，临床死亡的病人可以救活。
    官员说，1993年以来，贩卖器官者偷取了10至15人的器官。贩卖器官团伙的头子包括勒维夫地区医院肾脏移植科负责人、他的助手和同一家医院的另外两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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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官员说，5名涉嫌者正在接受调查，但没有被拘捕。（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