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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比拉忠于自己事业的战争领袖

    【法国《解放报》5月19日文章】题:卡比拉,一个忠于自己事业的战争领袖
    洛朗·卡比拉真的像克格勃在1964年所说的那样,是“中非地区最可怕的反叛领袖”吗?还是像切·格瓦拉在1965年的战争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是“寄生军队”的领袖,一个贪财的、经常远离前线的指挥官?这一矛盾或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切·格瓦拉本人也承认卡比拉“头脑清醒、务实、信念坚定”。克格勃也很快发现卡比拉是一个“政治经营家”,一个搞颠覆的“行家”。靠着坚定的信心(如果使用得当),再加上资金的保障,他将来必定前程无量。果然,他刚刚宣布自己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卡比拉很早以前就确立了自己的阵营。他当时并没有把反对蒙博托作为个人的目标,也没有把革命作为自己的理想。1984年12月他在接受《亚非》周刊采访时说出了自己一贯的心愿:“人民应当在那些熟悉阶级斗争的干部领导下团结起来,以便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在这个社会里,无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领导国家,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如今,他却又宣布要在扎伊尔建立“社会市场经济”
    ——这一概念是从德国社民党人那里借鉴来的。1988年,他作为苏丹游击队领导人约翰·加朗的“钦差大臣”,与蒙博托在巴多利特进行了会谈。据当时亲自去迎接卡比拉的一位西方人说,那时的卡比拉态度十分恭敬。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30多年来卡比拉忠于什么事业的话,那么他只忠于他自己的事业。
    卡比拉是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独立英雄,他反对任何企图分裂他家乡的行动。他在巴黎和贝尔格莱德等地到处旅行了一阵子,后来回到扎伊尔并拿起了枪。1975年他抓了四名人质,并靠着这笔赎金资助了自己的抵抗组织。10年后,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他的游击队被迫撤到扎伊尔东部的山区。他只剩下一个军事和贸易基地,通过那里向布琼布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出口黄金。
    处在政治蛰伏期的卡比拉成了中非地区许多国家元首的“朋友”。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和卢旺达的铁腕人物保罗·卡加梅使他重新回到了政治前台。他们把在扎伊尔生活了几代的图西族人——班亚穆伦格人——交给了卡比拉,并给予足够自卫的军事支持。从此,历来受到种族清洗的班亚穆伦格人成了扎伊尔反叛力量的先锋。
    诚然,刚果(扎伊尔)解放民主力量联盟通过战斗使自己获得了一些合法性,但当它进入首都金沙萨时仍带有很浓重的外国色彩:它的突击队员全部由讲英语、甚至是讲葡萄牙语的人组成。扎伊尔政权主要是靠卢旺达和乌干达的士兵摧毁的。从后勤和资金方面看,卡比拉只能算是反蒙博托联盟的一个“马前卒”。
    昨天,新总统承认他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是“管理一个被摧毁的国家”。更糟糕的是,卡比拉几乎是孤身一人。虽然他身边有十五、六个“高级专员”(其中许多是通过互联网络招募来的),但新总统既没有干部,也没有管理经验。为了控制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他把自己的一位表兄加埃唐·卡库吉任命为该省省长。他的矿业部长坎巴莱·穆图图洛原是一位英语文学教授,如今他正在宾馆中研读20年前出版的《非洲现代地理》,而该书有关地下矿藏资源的章节仅薄薄的几页。更不用说胡图族难民的这个“小问题”。对卡比拉来说,这些都是解放的代价。

有争议的“比比”

    【美国《读者文摘》5月号特稿】题:以色列的危机与契机(作者拉尔夫·金尼·贝内特)
    47岁的“比比”(以色列人都这样称呼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他面对的是以色列两大政治现实:一是境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高涨;一是在阿拉伯世界根深蒂固的敌意之下,如何与巴勒斯坦人共处并同时维持国家安全。
    内塔尼亚胡除了要处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大问题,另有一大堆困扰,一波接一波的通货膨胀(现在是“可以掌控的”12%—14%)及高税率削弱了国家经济,这些都必须进行整顿。保守的耶路撒冷智囊组织“夏洛姆中心”成员约拉姆·哈佐尼说:“以色列的经济非常排他,带强烈的垄断色彩。就一个企业经营中心来说,这个国家已因此而瘫痪。”很少美国籍犹太人回以色列去创业,却有不下50万的以色列人目前居留美国工作。
    犹太人移居1967年战争所占地区而引起的问题,他也必须想办法解决。移居者部分是别有图谋的活跃分子,把内塔尼亚胡视为志同道合的领袖。内塔尼亚胡须维系他们的支持;对于好斗的人(这些人视犹太人殖民区为奇耻大辱)也要小心应付。
    内塔尼亚胡去年5月经过激烈选举战,打败当时的总理佩雷斯,率领保守的利库德集团重掌政权。他所承袭的是历史问题遗留下来的局面,以及危机四伏而且迫切需要经济改革的国家。
    他是复杂而富争议性的人物,是强烈爱国的以色列子弟,在美国住过多年,常被人形容为“太美国化”。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却反对该运动主流派一向赞同的社会福利——中央集权政策。他跟一般犹太人不一样,离过两次婚,并曾涉及一宗通奸丑闻。但他和笃信宗教的激进分子关系密切,这类社团人数不多,影响力却不小。他大半生致力于打击恐怖分子,现在却必须和这些人打交道。他尽管在公众场合极具魅力,本性其实落落寡合。父亲的预言
    内塔尼亚胡生于1949年,以色列与入侵的阿拉伯国家联军交战争取独立之后几个月。1962年,全家人搬到美国,他在费城郊区读中学,很快就美国化了。他有个哥哥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因此他知道家乡的动态。
    1967年5月,他的高中同学忙着筹备毕业舞会,他却提前毕业考试,因为家乡战云密布,他要赶回国去。6月5日,他伫立在耶路撒冷一幢公寓大楼的屋顶,目睹炮弹在街上爆炸。这是阿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始。
    以色列战胜后,完全占据了以往和约旦分治的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叙利亚边境的戈兰高地,以及南方整个西奈半岛。
    举国欢腾中,内塔尼亚胡的父亲班锡安却对儿子预言:不出一个世代,以色列就得把抢占的领土退还给阿拉伯人。
    这预言是了解内塔尼亚胡父子的线索。班锡安现年86岁,原为复国运动修正主义者,复国运动主流派人士多属社会主义者,憧憬以色列建国之后能与阿拉伯国家和睦相处,如兄弟之邦。但班锡安等人反对社会主义,不信任阿拉伯人。
    1948年以色列建国,建立了远景广大却耗费不赀的社会主义体制,由政府拥有90%以上的土地。但与阿拉伯人和睦共处、兄弟邦谊的理想却始终没有实现。
    结果,以色列的处境岌岌可危,虽有经济潜力、军事实力,并可从美国获得每年30亿美元的援助及安全保障,但是600万以色列人居住在不到2.1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周围有1.5亿阿拉伯人。难忘的教训1967年战争后几个星期,内塔尼亚胡从军,被编入精锐突击部队,后来升任队长,甚受队员爱戴。
    1973年10月6日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接着的19天中,以色列军遭受重创。经过重新部署、反攻,付出惨重代价后,以色列赢得了胜利。以色列军在不到三个星期内有2552人阵亡,损失重大。
    “赎罪日战争”在内塔尼亚胡心头留下永久的教训:幸亏以色列占有1967年之役攻掠的土地,才有空间承受阿拉伯联军的突袭,幸免亡国。他坚信,在那片土地上不论给巴勒斯坦居民多大的自治权,以色列都必须掌握控制权。不辱使命
    1967年,内塔尼亚胡的哥哥约拿单随所属突击队远赴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抢救被劫持的98名犹太人质,在行动中殉职。这次大胆的突击行动震撼了全世界,对内塔尼亚胡的一生也影响深远。为了纪念约拿单,内塔尼亚胡家族创办了“约拿单研究院”,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
    1982年,内塔尼亚胡出任驻美国使团副团长。1984年出任驻联合国大使。
    有一次,以色列的企业家洛郎多·艾森到华盛顿拜访他,问他为什么不多做些外交圈的交际活动。内塔尼亚胡摊开一页白纸,画了一个网格。在页边,他写下他想打交道的对象:国会、白宫、犹太社区。在页顶,他列出了工作方式:会谈、酒会、上电视。接着他在每个小格里打叉。到停笔时,他抬起头望着艾森——电视那一栏打叉记号最多。艾森说:“这是他所以竭力在电视上给人好印象的原因。”
    由于常常上美国电视新闻节目,有人以该节目主持人科佩尔的名字给内塔尼亚胡起了个诨号,叫“比比·科佩尔”。他最有名的一次电视亮相是1991年海湾战事方炽之时。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电视背景是空袭警报的啸音,内塔尼亚胡戴着防毒面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广播网(CNN)的访问。
    内塔尼亚胡1996年5月当选以色列总理。他只希望以色列得到两样非常根本的东西:和平与繁荣。他赞同企业私营,有意把经济体制由国家管制改为自由经济。可是,推动经济改革之前,他须先处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内塔尼亚胡相信,真正的现实是:“除非阿拉伯集团与非阿拉伯国家伊朗都接受现实,否则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无法结束”。内塔尼亚胡相信,在那以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须以以色列的实力为后盾。一位以色列著名评论家指出:“不管争执的问题是什么,底线都是生存。”而在这底线上,内塔尼亚胡的勇气和他的政治宿命都会受到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