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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3-03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索马里部落制度将得到加强

    【路透社摩加迪沙2月23日电】有几百年历史的索马里部落制度实际上在联合国两年的干涉行动中得到巩固,在联合国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后可能爆发新的冲突中,这一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加强。
    部落是索马里社会的基本结构,放牧骆驼和牛羊的游牧民经常因水和放牧权而发生争执,各部落为争夺资金和政治统治权而发生冲突。
    1991年西亚德总统被推翻后,索马里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其间,各大小部落用冷战时期留下的大量武器,为生存和争夺统治权开战。
    索马里问题权威、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伊万刘易斯说:“部落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提供安全的组织。”他说:“在不安全的状况下,部落会越来越强大。”
    “联合国驻索马里维和部队撤出以后,可能会留下大量战利品,为争夺物力财力的控制权,肯定会出现不稳定的局面,部落制度肯定会进一步加强。”
    刘易斯说:“我认为,联合国没有办法处理部落制度问题,也没有试图用积极的方式利用其特点。”
    他还说:“主要问题在于国际社会仍然沉迷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政治权力思想,认为人人都必须有国王、元首或领导人。”
    索马里并非如此。它有部落制度,军阀有时是部落的工具,当他们成为政治领袖时,往往不能带来和平,因为他们除了军队外没有追随者。
    索马里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的部落与敌人作战,我的家庭背离部落……我和我的兄弟背离家庭,最后我与我的兄弟反目成仇。”这反映了在冲突中如果部落分裂,就会出现一片混乱。
    刘易斯说:“军阀往往在冲突中崭露头角,当一个部落感到面临威胁或有机会抢劫牛羊时会利用军阀,但如果这个部落不喜欢军阀的所作所为,它会撤回对他们的支持。”
    索马里的600万人分为六大部落
    ——达罗德族、迪尔族、伊萨族、哈维耶族、迪吉尔族和拉汉温族。但从政治角度看,这些部落规模太大,不能有效地采取行动,因此所有的联盟和分裂都是在部落分支,甚至更低的层次上进行的。
    各部落在传统上由族长领导,但族长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实权由部落“长老”控制,其中包括所有成年男性,而不单单是年长的部落成员。
    在索马里,部落统治以男性成员的亲属关系为原则,但女性的部落关系也影响着部落的联盟和分裂,从而使部落统治进一步复杂化。
    因此,部落之间的和平谈判往往漫长而复杂。
    联合国把军阀送交的每一份假协议当作真的而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当后来发现它与之打交道的应该是部落长老时却已为时太晚了。

塔吉克斯坦:动荡不定的国家

    【路透社杜尚别2月26日电】自苏联1991年解体以来,塔吉克斯坦所走的道路一直是中亚国家中最崎岖不平的。
    塔吉克斯坦独立不到九个月便爆发内战,内战结束后仍四分五裂。这个国家今天举行了有争议的新议会选举。
    只要看一看地图上的轮廓,人们就能看出,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要想保持团结是非常困难的。独立后,塔吉克斯坦备受各个部族和地区的政治争斗之苦,很快便在1992年爆发内战。
    南部库利亚布地区和北部霍占德地区的部族领导人打败了加尔姆和帕米尔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民主分子。
    内战导致数万人丧生,60万人流离失所,30万人逃到阿富汗和俄罗斯。在内战结束两年后的今天,加尔姆族和帕米尔族难民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重建家园。
    后来,战火蔓延到首都杜尚别。杜尚别在1917年之前只是个小集市,那里的人口在苏联时代增加到60万人。
    塔吉克斯坦1992年有过一个联合政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曾短暂地掌过权。但是,现任总统拉赫曼诺夫领导的新共产党人1993年初在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帮助下,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赶出了塔吉克斯坦。
    自那以来,伊斯兰反叛分子一直以阿富汗境内的基地为据点,对塔吉克斯坦进行骚扰。他们拖住了俄罗斯派去守卫长达1000公里的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边界的2.5万部队。
    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塔吉克斯坦1994年进入和平进程。但是,由于拉赫曼诺夫顶住国际上的压力,不肯把今天的议会选举推迟举行,以不让流亡的反对派有机会组织起来参加竞选,结果第四轮和谈无限期地陷于僵局。
    内战给塔吉克斯坦的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虽然可靠的经济数字很难得知,但这个国家显然仍是前苏联诸共和国中最穷的一个。自独立以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石油和铝的产量不断减少。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唯一无力发行货币的国家,它现在仍在使用俄罗斯的卢布。
    由于莫斯科提供的贷款已用光,卢布供应短缺。许多职工已经一年领不到薪金。拉赫曼诺夫去年12月曾宣布要发行一种新的临时货币
    ——塔吉克卢布,但迄今仍未发行。

白宫内存在两个对立集团

    【美国《洛杉矶时报》2月17日文章】题:白宫对立集团危及内部团结
    在克林顿总统正式任命一位强有力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八个月之后,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一些助手和民主党盟友担心新的权力中心会再次削弱总统保持政策一贯性的能力。
    这个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是哈罗德·伊基斯。作为掌管政治事务的办公厅副主任,他工作的重要性随着1996年总统竞选日期的临近正迅速增加。伊基斯是13个月前被任命的,自去年秋天的中期选举一些政治顾问在克林顿总统和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眼中失宠以来,他在白宫的影响越来越大。
    伊基斯和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已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产生分歧,包括从进一步削减赤字的必要性到确定民主党主席的人选等。虽然他们避免公开争论,但是一些助手们担心他们正形成各自的观点,划定各自的领地,这可能标志着他们今后还会有更尖锐的分歧。
    一些官员说,无论如何,这两个强大集团的出现可能会使白宫高级官员形成对立——使白宫重新出现帕内塔被调来之前的那种局面。当初帕内塔被任命办公厅主任就是为了改变那种局面。本届政府自执政以来常常缺乏工作重点,人们把这归咎于许多强有力的无党派助手所持的对立的意见。
    至少一些高级民主党人士感到忧虑,担心伊基斯的崛起直接威胁到帕内塔的控制。这位来自纽约的劳工事务律师,70年代就认识克林顿夫妇,比帕内塔认识他们的时间长得多,而且由于他在1992年的政治选举和过渡期间所做的工作,克林顿夫妇对他深怀感激之情。
    人们一度估计伊基斯将担任办公厅主任职务。他有与克林顿夫妇联系的公开渠道,而且据说他与克林顿夫人的关系尤其亲密。伊基斯于去年1月来到白宫,在不到三周时间内,他就被授权负责政治事务、医疗保健改革和处理“白水”事件的工作,这反映出克林顿夫妇对他是多么器重。如今,伊基斯经常是早上第一位见到总统,晚上最后一位与总统道晚安的官员。

日本与亚洲人“原爆观”的鸿沟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3日文章】题:日本与亚洲人“原爆观”的鸿沟(作者陆培春)
    去年底,美国迎来开战纪念日(12月8日)之前,曾准备发行一枚原子弹蘑菇云图案的邮票,并注明是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肯定了原子弹的功劳。但不久日本舆论哗然,此邮票也告胎死腹中。
    在日本旁观日美原子弹的争论,我发现曾在亚洲大肆侵略,杀害了2000万亚洲民众的日本,至今它的政府、舆论乃至一般老百姓,都还缺乏应有的历史观,即他们从未提起或想到亚洲人怎样看待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对这场风波的表态。
    当日本就要迎来投降50周年之际,日本地方报章也分头派人访问受害国家,他们没有忘记收集受害者的“原爆观”。据我调查,新加坡人曾向日本报章发表过以下见解:
    “造成无数伤亡的原子弹虽然是一项残忍行为,但日本人应把他们进行过的大屠杀及被炸的经验当作历史来讲述,以避免战争再爆发。”
    “为何日本人只在原爆纪念日在广岛及长崎举行仪式,而不对侵略外国的事实进行反省?”
    “日本对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展出是不负责任的,缺乏了‘日本为何被原子弹轰炸’的历史记述。日本人认为‘日本只败于美国’是不对的。”
    五年前,马来西亚战争受害家族郑来夫妇受原子弹受害者团体之邀访日,在广岛,当他俩被领到第五师团步兵第11联队(在马来西亚展开屠杀华侨的皇军)的“慰灵”碑前时,一口就拒绝参观。郑来一家数口遇害,本身也身中数刀,九死一生的他,怎会有心情欣赏刽子手的“慰灵”碑呢!
    翌日,日本人领他俩到某邮局内的原爆追悼碑,聆听了受害者的说明,郑来两眼含泪,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可当他俩和原爆受害者交流,一听到对方说对美国为何投下原子弹值得怀疑,便反驳说:“如果日本不发动侵略战争,原子弹就不会落在日本。”“没有原子弹,日本必定拒绝投降,亚洲牺牲者更会增加”。
    由此可见,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原爆观”存在着很深的鸿沟,而且看样子这个“原爆鸿沟”也是不易填平的。日本每年在广岛和长崎两地纪念原子弹灾难日,前几年才开始愿意提及侵略罪行,但并不彻底,如要彻底,恐怕又需另一个半世纪吧?
    日本人也爱提美国军机空袭日本大城市的“东京空袭”、“大阪空袭”等等,但他们却几乎不知道或不愿知道日本军机也曾空袭他国,造成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伤亡,例如上海、重庆、香港、槟城、吉隆坡、新加坡等地。单是重庆,三年间共被日军轰炸218次,炸死11885人!这方面也存在“空袭鸿沟”!
    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今年迎接战争50周年,除了进一步公开战争史料,承认历史事实之外,也应更积极地通过历史教育等途径教育他们的国民,而不是使他们无知、堕落、毫无反省之意。可惜是,去年一年就有三名内阁大臣公然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战争责任,而且日本也准备进一步加强军事角色,作出“军事贡献”。对于这一股逆流,我们是否也应更积极地表态,加以反击,使之平静、消失呢?

波黑穆斯林领导人内部分歧严重

    【克罗地亚《信使报》1月15日文章】题:美国信任的波斯尼亚人(作者
    伊·沙巴茨)
    当波黑电视台台长在一次会议上对所有攻击哈
    ·西拉伊季奇政府的声明表示支持以后,西拉伊季奇马上决定把电视机搬出内阁会议室,从而开始了穆斯林政治领导层内部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冲突。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所有分歧都与实施穆克联邦协议有关。人们因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西拉伊季奇是穆克联邦的鼓吹者,而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加尼奇以及其他人则是这一协议的反对者。可是分歧先于联邦就存在了,所以也可以把最新冲突视为旧事的延续,只是由于形势变化而增加了新的内容。由此可以肯定,实施穆克联邦协议问题并不是造成穆斯林内部分歧的原因,而实施协议过程缓慢只是证实了他们选择的政策不对劲。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行动党内部的力量对比。从迄今发生的事情来看,西拉伊季奇在党内的追随者明显占少数,这一点从他决定要放弃党的副主席职务可以反映出来。某些知情者甚至认为,西拉伊季奇不可能指望得到党内领导层任何人的支持,他的所有能量恰恰在于,他是美国所信任的人,这个事实决不可以忽视,特别是注意到穆—克联邦协议签署的方式的话。还有一个可以说明这种理论的事实,即尽管政治上明显孤立,他还是成功地保住了在最高领导层内的地位,并在其中奉行了相当独立的政策。
    当然,西拉伊季奇的政治哲学不可能只是发挥“美国信任的人”的作用,这里还有一个政治目标问题,即他同其他穆族领导人发生冲突的真正原因。
    西拉伊季奇所代表的是民主行动党中的欧洲派。从这一角度解释波黑政治万花筒也许很有必要。西拉伊季奇可能会成为一名波斯尼亚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建立民族主义的波黑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只能同伊斯兰宗教传统及其组织保持较少的关系。这样的国家同伊泽特贝戈维奇及其追随者所主张建立的国家完全不同。
    西拉伊季奇正在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便为今后实现他的独立的政治目标打基础。但是问题在于,在执政的民主行动党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还会允许成立另一个穆斯林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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