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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02-04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震灾面前岂畏苦 改革路上百花放

    【美国《纽约时报》1月28日报道】题:在吃苦之后百花齐放(记者
    帕特里克·泰勒)
    46岁的共产党员何书云(音译)在19年前发生大地震的唐山向日本神户的地震受害者深表同情。
    但是,令人更为关注的是,自从发生那次地震以来,唐山人民通过进取心和决心表明,即便在灾难面前,在死亡率比上周发生在日本西部工业城市神户的地震更高的情况下,生活仍将继续下去。
    在唐山工程技术学院的校园里保留着一座地震时的废墟资料馆,站在馆中的何先生说:“我们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
    在唐山发生地震后,当时中国领导人禁止外国人到该地区来,还拒绝了国际救援机构提供的援助。相反,他们提出了“抗震自救”的口号。
    正如中国人喜欢说的,那是一段吃苦的时期。
    唐山市官员鲁树山(音译)回忆道:“没有人哭。地震如此强烈,死了那么多人,街上和过道堆满了尸体。人们没想到要哭。”
    中国花了10多年时间重建这座城市。中央政府呼吁各省派计划者和工程师去唐山。上海、四川、湖北、陕西省各负责修建一个居民区。唐山市一位负责人说:“整座新城市基本上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的。”
    唐山的新生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今天,唐山又是一座繁华的工业城市。人口已增加到155万,经济自1976年以来增长了6倍。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唐山在中国的460座城市中现在位居第23位。
    外国公司已签署了合同,要对该市的550家合资企业投资10亿美元。虽然唐山保留着地震纪念馆,但市领导现在更愿意把话题转向外资及如何吸引更多的外资这个问题上,正如在中国其它地区所做的那样。
    (龙君译)

解除性禁忌 消灭性愚昧

    【拉美社北京1月13日电】题:解除性禁忌
    随着中国第一个全国研究性科学的中国性学会的创立,人们相信,中国会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解除人们在性方面的禁忌。
    该学会理事长王光超认为,性学会的创立是中国性学研究道路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他认为,性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甚至会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多少世纪的封建制度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形成了对性知识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看法,也造成了在性方面的无知。这一问题的公开研究尤其对年轻人是很必要的,因为他们对此有很大的好奇心,但缺乏正确的指导。
    专家们认为,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性自由的思想也传了进来。50年代曾销声匿迹的卖淫现象又重新出现了,这与性病的增加也有密切的关系。
    专家们还指出,中国人对女子在婚前应守身如玉以及婚后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现在已开始被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所抛弃。
    去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次性教育展览是向群众普及性知识的第一步。
    在中国,有些专家主张把性知识纳入学校特别是中学教育。但问题是,目前只有大约1/3的学生可以进入高中,其他2/3的学生就没有机会接受适当的性教育了。
    尽管性是生活的一部分,但过去在中国却被曲解了。由于性知识未被列入学校教育计划之内,教师们只有让学生个人去读类似于性教育手册的心理卫生的书籍。
    性知识缺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对结婚数年但没有生育的夫妇去请教一位妇科医生。在医生询问他们的性生活情况时,这对夫妇说,他们每晚都睡在一起。但检查结果证明,他们从未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一直认为,只要有肉体接触就可以使女方怀孕。
    中国性学会相信,这种性愚昧的情况是可以结束的。为实现这一目的,学会组建了医药、性教育、心理、社会和性病防治等5个部门,以协同努力,为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杨殿文译)

台湾民众认为贫富差距严重

    【台湾《联合报》1月25日报道】(记者丁万鸣)台湾地区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满意的程度已达最高点,根据21世纪基金会调查,在1012位有效样本中,77.2%的民众认为国内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或“有一点严重”。
    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有33%回答是官商勾结,32.3%认为是房地产价格不合理,27.5%认为是大企业垄断市场。
    此外,认为政府非常需要或需要采取改善贫富差距措施的受访者分别占71.2%和11.8%。
    21世纪基金会分析,虽然根据主计处统计,目前贫富差距主要来自资产分配不均,但未来很可能扩大到所得分配不均。

台湾黑道年终聚首 鸿门宴开草木皆兵

    【台湾《中时周刊》1月28日一期文章】题:四海帮尾牙场面浩大
    “四海帮”9日晚间在环亚饭店举办尾牙(岁尾打牙祭、即年终会餐——编者注),席开近200桌,宴请包括“本省挂”与“外省挂”等各地角头老大,各路警力亦出动大批干员前往搜证跟监。
    “四海机构”尾牙,场面之大,来自全台各地“本省挂”与“外省挂”的角头兄弟齐聚,席间可见穿着西装笔挺,手持“大哥大”的黑道大哥穿梭其间,俨然鸿门宴。
    这场由“四海机构”所举办的尾牙,是黑道一年一度的鸿门宴。来自全台各地不分省籍的角头老大齐聚一堂,但气氛显得诡异,许多兄弟如坐针毡,在不得不露脸的情况下,均不敢也不愿久留,就连警方的搜证行动也悄悄进行。黑道势力藉此整合串连的情况,令警方不敢轻忽。
    因此,许多应邀的黑道大哥,在露脸后,大都坐不到一个小时,即辞谢离去,以免在酒后横生枝节,有道是“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这场鸿门宴是最好的写照。

一个美国外交官与中国女子的婚姻(五·完)

    七
    “什么事?”
    “假如我们要你做一次测谎试验,你是否会答应?”
    这太意外了,我企图看透他似的睁大眼。
    “绝不会费你太长时间,”他开导我,“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调查进程。”
    一时间我想到劳伦斯的话,“请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为了我!”
    我点点头。
    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他那边炸了:“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这简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
    “那我怎么办?!你以为我情愿?”我气恼并充满委屈。
    “我要起诉他们!这已经成了迫害!……”他冲动地喊起来,“这不仅侮辱你,也是对我的侮辱!你不该答应!”
    我抢白道:“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我一吐为快地说。
    八
    我挂断电话,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了。原来,我并没有着陆;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
    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我告诉他,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你别再跟我来往了。”我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他安慰我,心里却十分没底。
    劳伦斯回去后,打电话告诉我,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结婚。
    “现在没事了——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他说,带着侥幸者的喜气:“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
    我也感到了释然,情绪好转。电话刚撂下,门铃响,从窥视孔看出去,我又傻了: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
    “很巧,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他笑哈哈说道。
    第一个直觉便是: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
    我让他进门,让他以“浏览”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么呐?”我问道。
    “很忙。”他答非所问。
    “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
    “对了,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就是那个测谎试验?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签个名,表示自愿作这个试验。”
    九
    几天后,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那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外交部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
    交谈开始前,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
    “FBI?”他大吃一惊:“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这属于外交部内部的安全问题……”
    “活见鬼,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他瞪圆眼睛,向我张开两个巴掌。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白脸。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尽管他比FBI少了些警察气。对话完毕,我问:“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
    他惊讶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吗?”
    我长吁一口气。他送我出门时又说:“你看上去很焦急,千万别。你们一定会结婚的,一定会一块去罗马的,我预先祝贺你们!”
    星期四我上完了课,如约来到FBI总部,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表格,嘴里打着惯常的口不由衷的哈哈。
    我刚要伸手接表格,他却突然一缩手,说:“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
    我无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现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无畏。
    “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他更强调地说。
    我说我明白。表格被郑重地递到我手中。我拿出笔,用力瞅他一眼。往这张表上签名的是什么人?骗子?小偷?杀人犯?……没有比让一个说尽实话的人做测谎试验更屈辱的事了。
    我还是像一切骗子、小偷、杀人犯一样顺从地签了名。
    十
    回到家天已黑,答话机上信号灯闪烁,我打开它。上面竟是劳伦斯气急败坏的声音:“……今天下午一点半,我得到国务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资格进出国务院大楼!……我去罗马的委任令也被撤销!”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马上打电话过去。劳伦斯正愤怒得冒烟:“他妈的!安全部刚刚来人让我马上交回国务院大楼的出入证……”。
    “你交了吗?”我问。
    “我坚持要他们拿收据来,我才交……”他口气越来越急,我怎么劝他也安静不下来。从他不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
    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往测谎试验的表格上签字时,劳伦斯的命运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谎纯属我自愿的时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对劳伦斯的处置。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端沮丧着,沉默着。二十世纪末了,我和劳伦斯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
    “让他们去见鬼!”劳伦斯说。
    “可我今天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这大概是劳伦斯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
    1992年秋天,劳伦斯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日子是宁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我身后真的不再有眼睛、电话上不再有耳朵了吗?会不会哪一天突然跑来个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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