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03-25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香港《大公报》３月２３日报道】李先念下午三时许到达政协分组会议会场。台湾女记者徐璐马上递上名片，李先念跟她握手说，“欢迎你们来。希望大家身体好。”有人请他谈民意调查，“民意调查？你们来就是民意调查嘛！”语毕，他在全场笑声中站起来，往门口方向走去。徐璐问：“如果台湾记者正式来，你欢迎吗？”李先念爽朗地答：“欢迎，但我不能敲锣打鼓嘛！”记者们把握任何机会，不停嚷着向他提问。李先念回答幽默精简，可谓妙语如珠。
    “李主席，关于两会的新闻报道你看过没有？”“看了，但那么多，看不过来。”“你觉得现在的新闻自由够不够？”“我说够，你说不够，怎么办？”李先念说。

【台湾《中国时报》３月２３日报道】这次采访中共“人大”会的各国记者共有６００多位。根据一般的分析，在中共心目中，第一等是台湾记者，第二等是大陆记者，第三等是港澳记者，最后是外籍记者。台记者受头等对待，是因为台湾记者首度大批前来采访，为表现“统一”面貌而作的表象。到了北京的第一天，记者们就深深地感受到此地新闻控制的巨大力量。所有台、港、澳记者被“自愿”地住在同一饭店，因为此处是新闻供应中心。

    【香港《文汇报》３月２３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明星。去年他来参加港澳组的小组讨论，讲话很精采。今年他又来港澳组，抢着申请发言。他主要是讲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很快便热了身，越说越顺，没有准备便是一篇不错的演说。
    他话题一转，主动直接地谈西藏问题、方励之事件、特赦政治犯等敏感问题。他这三十多分钟的讲话，条理清晰，态度诚恳，感情丰富，不但听得舒服，还觉得他可信，这是种亲切的魅力，就这样露了一手，就显示他的功力来。
    像阎明复这样的人，中国还有许多，因为少向我们曝光，我们真是连名字都未听过，但是不需很久，就是这一辈人管治中国了。

    【美联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中国高级领导人邓小平２３日说，他没有参加中国立法机构人大的开幕会议，是为了“保养身体”。
    他承认，政府有一些失误，例如对教育没有足够的重视，忘记了中国艰苦奋斗和勤俭持家的传统。
    邓小平对来访的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说：“我现在极少过问（政府）日常工作。”这是邓小平从全国人大开幕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说：“我们不应使新的领导人感觉到头上总有那么一层盖住他们的力量。”
    邓小平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尽管医生劝说他戒烟。他一只耳朵上戴着助听器，走起路来比几年前迟缓，但是没听说他有什么大病。
    过去一年，他突然中断了公开露面，但是人们认为他在制定政策方面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当共产党领导人有意见不一致时，显然，邓小平就是最后拍板的人。
    【时事社北京８月２３日电】据北京电台３月２３日晚报道，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当天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们老同志（对经济管理失误）也有一份责任。”这番话表明，他肯定了李鹏总理在３月２０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的领导机构的过失。
    可以认为，邓主席的这一讲话承认了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责任，同时也想排除由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一人负责的看法。
    邓主席说，“‘在冷静地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１０年的最大失策是发展教育不够，也没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可以认为，中国今后将加强发扬勤俭节约精神的宣传，紧缩的气氛会更强烈。
    邓主席对穆塞韦尼总统说，今后重要的是，我要逐渐地退下来。这明显地暗示，他要辞去最后保留的中央军委主席这个第一线职务。
    【法新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中国老资格的领导人邓小平说，他请假了，没有参加目前正在举行的议会会议，因为使高级官员们感觉总有人在监督他们，这个不好。
    邓先生没有出席人大年度会议的开幕式一事曾在这里引起人们推测他可能病了，尽管一些观察家说，这是为了表明他正在把权力交给较为年轻的领导人。
    分析家们说，邓先生再三说，他希望退休。但是，在有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仍然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分析家们说，但是，他对穆塞韦尼所说的“老人喜欢同年轻人交往”的话表明，他不打算完全断绝与新领导的关系。
    【南通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中国电视台援引邓的话说，年老的不应该总是对年轻人不放心。北京人士认为，邓的讲话是呼吁中国其他年迈的官员从日常工作中撤下来。
    中国是世界上领导班子最年老的国家之一。

    【美国《商业日报》３月２３日报道】题改革可能对在中国的投资商有利（记者班斯伯格）
    此地和北京的商人昨天说，关于中国紧缩经济的政策将会严重损害贸易和投资的说法是牛头不对马嘴。
    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对经济采取某些紧缩措施是必要的，甚至是可取的，可能对外国的投资商和贸易伙伴有利。
    香港汇丰银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迪亚娜·约韦尔说：“这样的紧缩以前已搞过好几次。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她和其他观察家一致认为，对目前正在召开的人大会议的３０００名代表宣布的压缩措施没有什么出人意外的内容。
    坚持不披露姓名的在华美国商人普遍认为，政府必须对付诸如通货膨胀和某些农矿产品紧缺等经济问题。
    一名外国商人说：“预算是紧的，但政府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
    另一位商人补充说：“中国很大，其经济问题又是如此复杂，因此也许要花６个月的时间才能清理掉这些问题。”
    约韦尔女士对本报记者说，尽管某些外围部门很难在当地筹集到资金，但是指定为投资重点的领域“将会搞到钱”。
    总部设在香港的政治经济风险咨询公司的经营主任罗伯特·布罗德富特说，中国过去就已经提出要实行压缩，现在只不过是正式提出，“这不会对外国公司产生任何可怕的新影响，这些公司本来就该考虑到这些影响”。
    环太平洋咨询集团的乔治·贝德认为，外国投资的速度可能会减慢，但更重要的是，外国投资可能会分散。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能源、交通、农业和基本材料等基础领域。贝德说，由于这些领域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在这些优先发展的部门提出一些更加吸引人的条件”。

    【共同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中国的赵紫阳总书记２２日同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会谈时指出，必须实现国内政局的稳定。他还指出，参照中国的经验，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３个条件，一、政治形势的安定和团结；二、适合国情的政策；三、适度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赵在２２日的这番话表示必须稳妥地展开工作。关于必须制定适合国情的既实际又灵活的政策这一点，可以理解为是对下述问题的反省。这些问题是：由于轻视农业，招致３年未见的粮食减产；由于强行搞价格改革，人民产生恐慌心理，抢购并囤积物品，带来通货膨胀。今后两年内，经济方面被迫需要作大幅度调整。
    【路透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昨天说，没有政治上的稳定，发展经济是不可能的。
    赵是在中国的官方报纸加强了对那些要求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和进行政治改革的人们的批评这样一个时候发表这番评论的。
    赵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安定团结”这一短语是作为２０日开幕的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出现的。

    【共同社北京３月２２日电】题：政协代表对严重通货膨胀提出批评，建议政府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去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１８．５％，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各位代表相继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再次表明群众对于物价高涨不满。
    河北省总工会主席刘智生谈到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抢购后的反思》这篇文章，指出并不是老百姓愿意抢购。他批评说：“应该反思的是领导人，而不是老百姓。”
    刘智生主席建议：“国家在决定重大政策时，应该听取群众的意见，看看群众是否具有承受能力。”他强调说，对于住房商品化政策，群众中已开始出现不满情绪。
    北京市的一位女代表指出，去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发表了物价上涨率控制在１０％以内的目标指数，但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却没有具体的目标指数。
    【共同社北京３月２３日电】在北京举行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罗元铮教授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批评。罗教授批评了中国急于进行改革的倾向。
    当时主张坚决实行价格改革的人曾认为：“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就无事了。对此，罗教授批评说，“短痛”、“长痛”等判断是主观的。应该根据客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进行判断。
    另外，罗教授还指出，虽然不得不重新进行经济调整，但是，只调整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调整使改革过热的指导思想。

    【台湾《中国时报》３月２３日报道】随着中共对于，“和平统一”口号的重视，目前台籍同胞在大陆的政治、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此次中共“人大”与“政协”会议中，台胞担任代表及委员者高达一百名，以住在大陆仅两万七千多的人数，相对于其他省分，比例不可谓不高。
    在中共高唱“和平统一”调子之后，台湾人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改变，目前除了“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委员达一百人之外，省级“人大”、“政协”也占了近一千人，其中像林丽蕴、蔡子民、黄顺兴等“全国人大常委”都是相当活跃的政治人物。

    【《香港虎报》３月２３日报道】题：从中国的预算看，中国同香港的贸易前景喜忧参半
    一些分析家昨天说，中国的反通货膨胀预算从短期来看将损害它同香港的贸易。
    前天在北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这项预算目的是为了刹住中国的过热的经济和制止它的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香港浸会学院经济系的一位讲师说，然而，从长远来看，这项预算将证明它对香港有积极意义。
    他说：“从短期来看，正如我们从这项预算中看到的那样，香港将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
    他说：“对沿海的基建投资和沿海地区的出口都将下降。”
    他说，结果是，香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将会减少。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将由于有助于改善大陆的投资环境而证明它对香港投资者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