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11-17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一日电】人们今天仍然担心，就禁止中远程导弹协议举行的谈判——下月超级大国首脑会议的中心议题——也许已遇到了障碍，但仍有一些乐观的迹象，其中包括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
    据官员们说，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苏联不愿意或者无法递交将销毁或拆除的二千枚导弹的具体清单，即「分项数据材料」。这项清单的内容包括武器的各种型号、部署的位置或储存的地点（如果尚未部署的话）。
    ——苏联要求检查生产条约所禁止的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的工厂，以便确证这条生产线已停止运转。存在的困难是，使用海上发射系统的同样的巡航导弹是在同一些工厂里生产的。根据中导协议，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不在所禁之列。
    美国还希望有权核查ＳＳ—２５导弹发射场，因为这种不包括在中导协议中的远程战略武器只要去掉三节燃烧推进器中的一节就可以变成被禁止的中程导弹。
    ——新的一种「指令性核查」的基本规则，其中包括核查同导弹部队只有间接关系的一些设施，其中包括工厂、维修站等。
    中导协议的草约规定，核查工作只在美国和苏联本土上进行。
    苏联人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因为美国还在西欧国家的领土上部署了导弹。

    【本报莫斯科１１月１３日电】《真理报》、《苏俄报》和《莫斯科真理报》今天以两整版的篇幅摘要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莫斯科市委干部与某些党员在１１月１１日召开的莫斯科市委会会议上的发言。现将市委干部和某些党员的发言摘发如下：莫斯科市委委员科济列夫—达利：叶利钦同志对那些真正能产生效果的方案并不感兴趣。他所需要的是立刻见效的、能引起轰动的措施，哪怕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措施。他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来建立自己的威望。他不愿对客观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清醒的分析。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冒险主义。
    从所谈情况来看，我不能认为叶利钦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行为是偶然性的或只是一种错误。这远不是什么错误，而是蓄意要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背上给以一击，甚至在时间上也是预先考虑好的。他的目的在于在政治野心方面捞到油水。叶利钦同志的行为是一种露骨的冒险主义。我认为，他的活动以及他在党中央全会上所持的立场是对改革事业及我们党的队伍的团结的一种背叛，为此我建议解除他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莫斯科苏维埃执委会秘书普罗科菲耶夫：谈到勇气，叶利钦足够了，至于政治成熟性，则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有人靠自己的事业来树立自己的声望，而有人是靠贬低自己周围的人来抬高自己。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叶利钦同志的立场的区别所在。你总是在斗争中、在施加压力和逼攻中得利。莫斯科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扎罗夫：我们需要打破墨守成规，需要干部更新。但后来干部更换变成了体育竞赛。在一次积极分子会上更换了３０％的第一书记，在另一次会上已达５０％，而在第三次积极分子会上已更换了８０％。
    在两年期间，没有一个区委第一书记能够直接和市委书记打电话。我们先要向他的助手报告：为什么区委第一书记想找市委第一书记讲话。基洛夫区委第一书记戈洛夫科夫：叶利钦是有经验、有精力、有意志和有工作能力的领导人，人们跟着他走，但令人警惕的是他武断、忽视继承性原则、不善于珍惜人，对待干部缺乏应有的分寸和尊重，缺乏耐心。应该把他的行动看成是为改革、为全体莫斯科人使绊儿。这种手法在任何时候都是禁止使用的。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尼古拉耶夫叶利钦身上很快就出现了当时他在党代会上愤怒反对的那种长官意志综合症：言行脱节，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把自己同党的积极分子隔离开来。区党委在这责任重大的时期召开了２５０次全体会议，他只出席了两次。广泛传达到莫斯科人的２６个莫斯科的纲要却是不平衡的，没有仔细研究好，带有广告性质。红卫区委第一书记热尔托夫：叶利钦的声明实际上符合敌人的利益。对自己同事的不信任和怀疑发展成政治行动。涉及区委第一书记的许多评价经常是根据匿名信作出的。市委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斯基捷夫：当叶利钦的组织党务工作部长简直是受罪，他老是要求撤换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又不说明理由。
    组织党务工作都变成了“外交人员服务局”，忙于起草各种讲话、无穷无尽的发言。这样就无法同基层党组织和各区委接触。市委常委也没有机会同基层党组织和区委接触。
    摆门面的东西很多，莫斯科日占用了过多的党的工作时间、金钱和力量，因而放松了总结选举工作。市职业教育总局局长拉里昂诺夫：叶利钦最初的步骤曾使人产生希望和乐观情绪，但逐渐产生了许多问题。我迄今都不明白他选拔干部的原则。他换了２２个区委书记（全市共３３个区），有时简直是惩罚同志。具体的都是刚才发言的斯基捷夫干的，也许他是被迫的。
    市里搞了许多专项目标纲要，缺乏深入研究，彼此互不相关，毫无经济根据，这种做法完全是蛊惑人心。市委书记尼佐夫采娅：我参加了叶利钦发言的那次中央全会。他的发言受到全体中委的谴责，破坏了莫斯科市委的威望。
    我们市委常委和书记常同他见面，要是说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政治任务，这种说法是不诚实的，不正确的。也许我们对他的工作缺乏必要的批评性态度。市委书记卡拉巴索夫：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是混乱的、不负责任的、无说服力的，他的思想阐述得很空泛，毫无论据，声明要辞职，这是讹诈，政治上不成熟，仅此而已。
    市委常委内部曾有集体议事和批评气氛，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但从种种迹象看，对叶利钦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游戏。一到集体议事原则该起作用的关键时刻，您就把常委丢开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普罗托波波夫：在我们组织内发生的干部大换班是荒唐的，无益于改革。许多人以为改革最主要的是换人。您简直是以换下那些想真心工作的人为乐。“五一”区区委第一书记瓦西里耶夫：他的许多许诺不仅没有化为实际行动，往往还坏了事。又是许诺，又是号召，要减少文牍，党政要分家，但实际上没有行动。叶利钦的任何一次发言都要否定首都发展工作的各个方面，还利用一大堆统计数字，给莫斯科的工作抹黑。我认为，是自我抬高、飞扬跋扈和不愿听取党内同志意见，导致了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挑战行径。市公路管理总局局长萨勃林：叶利钦有许多讨人喜欢的特点，但对党的工作者来说决定性的一个特点是做干部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他经不起任何批评。莫斯科大学校长洛古诺夫：根深蒂固地害怕讲出党员的真话，这就是造成那种产生叶利钦在中央的讲话的气氛的土壤。斯维尔德洛夫区委第一书记基斯洛夫：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事后逞英雄。市委常委的气氛最近一个时期是不顺当，不平稳的，从叶利钦的表现即可看出，他很烦躁。但缺乏勇气去问一问：出了什么事。
    市里的工作并不顺心，不仅每个常委可以看出，连中央的干部也可以看出。可是中央的干部最近根本不到市委常委来。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中央部长级干部露过面。鲍曼工学院院长叶利谢耶夫：大家都会同意，叶利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大的教训。
    我作为市委委员，不敢说叶利钦的错误与我毫不相干。我参加市委全会，从来没有听过类似今天这样的发言。我们有些地方已开始丧失原则性。让我们鼓起勇气，及时讲真话，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市委第二书记别利亚科夫：叶利钦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突然的，我们认为它是不成熟的、不坚定的，是对市党组织的打击。他的发言和辞职声明使人对改革、对国内的变化产生了怀疑。
    这一打击恰好发生在十月革命７０周年前夕，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叶利钦本人曾积极参加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打击。他做了很多工作，有创见，对市党组织的工作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这一打击对我们来说就更敏感，后果就更严重。苏维埃区区委第一书记维诺格拉多夫：我是为数不多的老区委书记之一。叶利钦有许多优点，因此才成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他的行动使莫斯科市党组织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表现得很不好。要说这是突如其来的，我想不太对头。爆炸是渐渐成熟的，其基础是叶利钦的自负、生硬（而不是坚定），他不善于倾听别人意见。

    【日本《朝日新闻》１１月７日报道】题：东欧经济改革的“副产品”——失业者（记者大阿久发自维也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理应“不存在的”失业现象，在经济改革的先行国家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已经变成现实。在“大胆地改变”企业结构的过程中，失业问题迟早要暴露出来。
    在匈牙利，公开登记的失业者大约有９３００人。从人数来说并不多，但是，《世界经济周刊》最近介绍了这样的预测：“有一天会出现１０万乃至２０万人的失业者”。
    现在失业者的大约７０％是低学历的体力劳动者。这个国家现在也在提倡提高质量和技术革新，就业要求有专门的知识。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人，今后还会增多。这是认为失业者会增加的人的论据之一。
    全国现在设有４００多个职业介绍所，为被合理裁减下来的人介绍重新就业。但是，在落后的东北地区，有的县的情况特别严重，找职业的和招募职工的比例为１０：１，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作为解决失业的措施，政府决定让失业者管理公园和下水道，收运垃圾，修筑公路，从事这类“公共工作”，每月津贴大约为３５００福林，而工人的平均工资约为６０００福林。
    企业经营者反倒“欢迎”出现失业。在一个经营者与经济学家的会议上，有人说：“有百分之一二的失业者（人数为５万至１０万），在经营上来说是健康的”。人们对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南斯拉夫的南通社报道说，根据今年７月颁布的破产法开始整顿亏损企业，这使南斯拉夫９月份的失业者“至少有５０００人”。工会方面认为，如果７０００人以上的企业受到破产法的影响，失业者还会增加。
    在波兰，最近发表了经济改革草案。其要点之一是大幅度削减补助费和清理亏损企业。当局说“不会出现失业”，但是，事实上如果许多企业倒闭，那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失业问题，尽管是暂时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１１月９日文章】题：越南在考虑用“资本主义”方法治理灾难深重的农业
    由于连续２年歉收，越南在农业上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市场力量和私人的主动性，甚至于达到了有可能向农民个人提供长期使用土地权的程度。
    农业部长阮功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想解放生产力。”
    去年１２月共产党领导层人事变动以后，农业改革的速度加快了：
    ——优先向农业提供投资；
    ——３月份，由于撤掉了公路沿线的军事检查站，食品自由交易得到了改善；
    ——４月份，政府降低了农业税，并按接近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稻谷。
    这些步骤表明，越南官员对于粮食产量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深感忧虑。
    越南于１９７９年采取了一种同中国极为相似的合同制。这种合同制鼓励农民为自己多生产粮食，途径是允许农民在完成其向国家交售定购粮合同之后全部剩余归己。
    但现在农民遇到了化肥、拖拉机、灌溉用电和农药严重短缺的困难，这些都是由于营私舞弊现象、官僚主义不称职现象、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现象加剧所造成的。现行的合同制似乎已达到了鼓励农民积极性的限度。
    新上台的党领导人向非共产党的农学家和经济学家求教，得到的普遍回答是：“让农民满意。”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党把增加消费品生产确定为党要抓的第二个重点（继粮食生产之后）。
    正在研究的一项方案要求开设农业信贷银行，以便为私人办农场提供资金。另一项方案是建议制定一项法律，保证农民个人在５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使用一块合作社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