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06-19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日本《每日新闻》六月十三日报道】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本月十二日发表一份关于原油价格预测的研究报告。报告说，今后二、三年间，原油价格将在每桶十五至十八美元之间浮动，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将上升为二十美元左右一桶，而从九十年代中期起，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价格的支配能力行将恢复，价格也将继续上涨，到二○○○年可达每桶三十美元左右。
    这项研究采用模拟方式。当前，原油价格从去年的平均市价每桶二十六点五美元逐步下跌到二十、十五和十美元。这个研究所是以一九九五年之前原油价格保持现有水平不变为前提进行分析的。研究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供给能力不会变，而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会减少。从近期看，在每桶原油十五美元时，其日产量将减少一百一十万桶；在每桶价格为十美元时，将减少五百七十万桶。而从长远看，这些国家的原油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同时，煤炭和天然气的产量也将减少。
    报告据此认为，“每桶原油十五美元左右是价格下跌的临界线”，而且，原油需求将因价格下跌而增加，加之替代能源的产量减少，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依存程度必将迅速增加，最终导致原油价格回升。
    这份报告最后指出，原油价格下跌的幅度越大，将来回升的幅度也越大。

    【西德《欧洲文献》半月刊四月二十五日文章】题：发展中国家作为援助国中国的例子（作者西柏林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汉斯—赫尔穆特·塔克）
    本身能提供相当数量的发展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为数尚少，主要有中国、印度以及不到十个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数量也很少，共约二亿六千万美元（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用于财政和技术合作。其中中国占一亿三千万美元，即等于发展中国家所支出的总数的一半。
    援助的数量虽然是有限的，但据说质量是好的，好于工业国中的某些援助国。这是西方国家政府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恰恰在援助的高质量方面，人们常常提到中国的例子。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中国的发展援助部门设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内，既管提供援助也管接受援助。自一九五三年开始提供双边发展援助以来，中国已提供了三百多亿美元。其中约百分之八十给了“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较小的数额给了北朝鲜、罗马尼亚、蒙古和古巴。其余的给了第三世界的近九十个国家，主要是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赞比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援助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农业与灌溉、轻工业（首先是纺织工业）、教育、卫生和体育。
    财政合作的条件一般是：定期二十年，宽限期五年，无息，例外情况下收利息百分之零点五到百分之二点五。有时由于债务国缺乏支付能力而把贷款期延长为二十到三十年，或者把贷款完全变为赠款；也有从一开始就赠送的。往往还商定不必用外汇偿还，而是以债务国自己生产的商品归还——这对债务国更有利。由于这样的有利条件，中国方面估计赠送的成分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这在国际上也名列前茅。
    尽管中国的发展援助总额同提供援助的工业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则是可观的。援助的质量是高的。这表现在资助的成分高上，此外也表现在援助措施的安排方式和受援国的反应上。援助与当地情况相适应是一种特征，其表现在面向基层和当地人的参与上，表现在项目的资本密集度低和劳动密集性强上，以及表现在集中力量于农村地区上。中国的长处是，既是受援国又是援助国，并且认为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什么是所需要的，什么是有益的。
    虽然数额有限和集中用于重点国家，但是中国发展援助政策的方向从原则上讲是全球性的——对于一个有着这样一种地位的国家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主要是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马耳他）从它得到好处。
    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在发展援助政策方面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对“自力更生”绝不理解为闭关自守。中国把援助大量用于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这也突出地体现在各个时期有大幅度的波动上。邓小平领导下的新方针中国方面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毛的时代的结束、批判了“四人帮”和邓小平地位上升之后，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有了重大的方针性变化：１、对外政策变得多元化了，因而避免了单方面的重点；此外还搞了非意识形态化。２、在一九八三年赵紫阳的非洲之行以后，人们把周恩来的老的中国发展援助政策原则减少为四条，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和共同发展。３、人们打算少给贷款和赠款，多提供技术援助，特别在发展农业方面和适用的技术方面这样做；也不排除有偿的技术援助；甚至参加合资企业和搞有西方援助国参加的三角合作也是可以设想的。４、增加中国对多边援助的份额。结果和结论发展中国家作为援助国——这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主要取决于政治考虑，它们都把对外政策利益和安全利益放在首位，这表现在把援助集中用于某地区上。中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从对外政策的重点出发把援助过分片面地集中于某个地区，从长远看是不行的，会减少选择的可能；在此期间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停止了。这证实了德国发展援助合作一贯面向全球是正确的。

    【台湾《联合报》六月十日报道】“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以维护传统文化价值为己任的国学大师钱穆，昨天在七十五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上，仍殷殷寄语学生们要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维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听说“钱先生”要从教席上退休了，好多老学生特别赶回来听最后一堂课。
    一口江苏无锡官话，钱先生不减当年在北大上课时意气风发的神态，说到要点，手掌不时击桌提示学生注意。
    在最后的提示中，钱先生谈了三位最近被追念的历史人物，在谈王安石和司马光时，指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代表守旧和革新之争，值得看重的应是双方的君子之争，对政治异见的宽容。
    在结束讲课前，钱先生再度要求学生们不要看轻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更不能一笔抹杀，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改善当前的社会风气。
    钱穆最后以他在念小学时的校训“弘毅”与学生们共勉，他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钱先生强调，在有生之年，仍将依天命尽一己之力。对未来，他更乐观指出：后生可畏，焉知不如来者。

    【日本《国际贸易》五月十三日文章】题：中国的技术人员：培养多面手（作者武吉次朗）
    一九六四年秋，我作为日本机床专家小组的翻译，对中国访问了四十天。我们北到长春南达广州，参观了各种工厂。
    当时，日本专家们常常谈起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的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技术人员很好地学习了专业技术，水平并不低。不过，他们熟悉的专业领域太窄。同企业管理一样，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条条分割”的弊端。技术人员如果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就不可能发挥综合性的作用。
    第二，在日本企业中，即使是机械设计专家，参与销售活动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不仅制造“好机械”，而且能够造出“卖得出的机械”，他们必须知道用户的要求，市场的动向和社会的潮流，这就要求他们在技术之外还必须具备经济等方面的一般知识。中国技术人员对自己专业之外的事情似乎漠不关心。
    第三、对外国同类专业技术的动向，中国技术人员虽然读过见诸文字的东西，但对未在书刊上登载的“新技术的胎动”应给于更大关心。
    二十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顾当时的情况，可以说，上述的第三点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第一点和第二点却变化甚微。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形态问题。另一个是教育问题。中国的大学不仅把理工科与文科截然分开，而且专业也划分过细。这样，不仅各个学科和专业不能相互交叉，而且使学生无法去听那些乍一看与专业无关的课程。在西方流行“边缘学科”的说法时，中国似乎有必要打破这种“教育的条条分割”状况。
    且不说培养专家的方法，就是在普通大学教育中，也应当想方设法使学生具有各种常识和广阔的视野，例如让理工科学生掌握经济和法律常识，在文科中讲授尖端技术常识等等。为了使富于想象力的企业家辈出，使理工科和文科“相互交叉”，也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有对这些有关的结构和观念进行变革，才能使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人才不断涌现。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十五日电】美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就象一个不愿意遵照剧本而坚持即兴对白的自高自大的电影明星——结果是灾难性的。
    根据美国政府和私人经济学家写的剧本，一九八六年初发生的能源价格和利率大幅度下降将导致消费开支和企业投资增加，美国工厂开工率增加以及经济增长大幅度回升。
    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发生。相反，政府报告的却是一个又一个令人忧虑的经济统计数字。比如：
    ——石油工业和制造工业继续存在的严重失业现象，使美国的失业人数增加了二十一万二千人，从而使这个国家五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七点三。
    ——美国的工业生产上个月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六，这是今年工业生产第三次大幅度下降。
    ——政府对美国企业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现，用于投资计划的开支大大减少了。并仅在三个月之前，工业界说，它计划增加今年用于厂房和设备更新的投资。这次新的调查预计，这是三年来这类投资的第一次下降。
    ——今年大部分时间内不景气的零售额五月份又下降了，因为消费者继续存钱，而不是把他们从能源开支费用减少中获得的估计为二百五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花掉。
    鉴于以上情况，人们很可能预计经济衰退将要来临而不是出现经济回升。但是私人经济学家几乎都不那么悲观。他们说，长期等待的经济回升只是推迟了，而不是流产了。然而，许多分析家承认，他们对经济回升还没有出现感到意外。他们把错误估计归咎于对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所产生的超出人们预料的消极影响估计不足。
    商务部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奥特纳说：“能源价格下降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比我们大多数人预计的来得快和严重。石油工业削减生产的幅度非常大，下降的速度也非常快。”

    【台湾《中国时报》六月十二日汉城专电】韩国体育部长官朴世植今天对于台湾记者证申请表格尚未发出一事甚感意外。
    另外一位汉城奥运会的官员则马上接着解释说道：由于中华民国并非（Ｎ、Ｏ、Ｃ）国家奥会的会员国，因此在处理上稍有差异，但对奥运会的参加与采访事宜上将无任何问题，但在一九八六年的亚运会上是否给予我国新闻媒体的采访权，目前该筹备会正在“小心”研究处理中。
    五月已过，其他各单位早已拿到了本次亚运会申请表格，唯独我中华民国记者尚未拿到，其中是否有何种隐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此一令人不得不怀疑的作法，实在有其商榷余地。在今日的午餐会中，我驻韩记者也就是因为感到此次汉城亚运筹备当局在处理我国的采访权问题上并不妥当，因而提出了上述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