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06-17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香港《南华早报》五月十八日文章】题：西方人走进中国受到的是冷淡的接待（作者克里斯托弗·陈）
    近年来，在中国常常听到的一个词是“对外开放”。中国不再敌视外国人，它欢迎外国的技术，外国的旅游者，特别欢迎外国在中国投资，办合资企业。
    但是，当你到首都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旅行，情况就不妙了。最近我到浙江和湖南的十二天旅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浙江省省会杭州，我同一批外国记者住进一家饭店。第二天晚上，就在我们动身去宁波的前一天，饭店要我们缴付原定要住七天的全部住宿费用。
    问题还不至此，实际上他们要我们缴付的不是七天的费用，而是相当于八个夜晚的住宿费。
    理由没别的，只因其他人已按这种办法付款了。他们说，客人抵达前，饭店花了一天的时间清理房间，因此，必须要缴付那一夜的住宿费。
    在浙江的七天旅游结束后，我同其他几位记者分开了，动身前往长沙。在上海开往长沙的列车上，我被领到一个有四个床位的分隔间。那里很脏，但也并不是很不舒服。
    就在我准备休息时，有两个人没敲门就进来了。他们解释说，由于我一个人住了一个有四个卧铺的分隔间，因此必须支付四个床位的钱。我指出，我只需要一个铺位，而且已经付了款。
    他们说：“那么，其他人将要住进来。”我回答说，这是个有四个铺位的单间，我当然知道会有其他人要住进来。
    他们说，没有人愿意同外国人住在一起。这样一来，那我就应支付四个铺位的钱。
    我说，“我不付。”“那么要你付两个铺位的钱呢？”我不同意。“那么，你一点钱也不愿多付了？”是的，我将不多付钱。
    审问者们终于走了。
    在中国，只有在今后几段旅程的手续全部办完之后，你才能买到一张去旅游的车票。这一令人讨厌的作法意味着，我必须把钱交给邀请我去讲课的大学里的外事部门的一位干部，由他给我购买去北京的机票。我还必须在抵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就把钱交给他。
    在离开长沙的那天上午，我看到的是一张让人吃惊的、要付一大笔钱的帐单。其中包括我的房费（房间脏乱不堪，以至我在里面呆的时间极少）和我到这个城市其他地方以及那所我最不愿参观的大学去的交通费。

    【合众国际社阿布扎比六月十日电】外国银行家正在考虑大幅度减少他们在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的业务活动，他们列举的理由是“不公平的”竞争和“苛刻的”伊斯兰条例，更不用说前所未有地亏损了几十亿美元。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九年石油价格激增后，由于能很快轻易地获利而受到诱惑的外国银行家们不久就在海湾地区建立起了分行。
    但是，由于石油价格最近下跌，再加上主要是保守的海湾地区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它们自己的国家银行，海湾地区就无法满足大胃口了。
    突出的问题是银行的债务越积越多，据估计达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
    “不履行合同义务贷款”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阿联酋。
    阿联酋中央银行行长说，十九家当地银行和三十家外国银行总共拨了二十二亿美元作为坏帐准备。
    据同银行家、分析家和西方外交官的谈话所知，造成永远也还不清的坏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海湾穆斯林国家越来越拒绝复合或“超额”利率。

    【厄瓜多尔《商报》五月二十二日文章】题：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
    人们通常认为跨国公司是工业化国家的特产。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发展中世界也有经营多国公司的经历。这种经历始于一九二八年，当时阿根廷一家公司在巴西建立了生产油泵的分公司，随后又在智利、乌拉圭设分公司，并且还在纽约和伦敦设办事处。但是直至二次大战前，这种情况还属罕见，只是从一九六○年起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才开始涌现出来。
    伴随这一现象的是印度、巴西、墨西哥、香港以及后来的南朝鲜和新加坡等所谓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崛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在发展，不仅出口产品，而且还通过直接投资和转让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在国外建立分公司。许多分公司设在邻近的和情况相同的地区，如东南亚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四百九十四个分公司中，有四百二十八个就是建在本地区的。
    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拥有一些优势。它们能很快适应分公司所在地区的环境，因此能很好地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它们还采用了适宜小规模生产的技术。这种新型的跨国公司从工业化国家进口技术，但是它也创造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新技术和工艺。
    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方式比大型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周转资金少，但能灵活地对付经济危机。
    第三世界的公司使用在当地生产的产品来创造相对的优势。为此它们进行了技术改造以适应这种进程。采取了这种做法的国家有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墨西哥和象牙海岸，如巴西向非洲出口“为热带地区制作”的家具。总之，它们使用简单的技术进行生产，不会同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
    第三世界的公司没有搞出什么名牌产品，象菲律宾的圣米格尔啤酒、秘鲁的印加可乐等名牌产品还是少见的。它们绝大多数生产在北方国家已有名气，然而又制作简单的名牌产品，如运动服和其他服装。
    第三世界也经营提供劳务的跨国公司。这些国家的工程人员在降低基建工程的成本方面有着类似的经验。因此，巴西的公司在中东和非洲进行施工，南朝鲜人在厄瓜多尔铺路，阿根廷人、巴西人和墨西哥人也在海外承担大型工程。
    但是，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不象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那样得到发展。有时它们之间还相互排斥，追逐暴利，造成了关系紧张。这些公司也没有先进的技术。我认为，同工业强国的跨国公司竞争的唯一方法是靠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因为它的生产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自己的需要。

    【香港《明报》六月十日报道】纪政应“新艺术”之邀拍《飞跃羚羊》，昨日由台湾抵港，今投入工作。她只演出五日戏，十五号便返回台湾。
    纪政承认曾有很多片商，打算拍她的自传及请她参与演出，但被她一一拒绝了。
    她解释今天接拍该片，只因戏的意识好。很多人认为东方人的运动才能不及西方人，纪政表示，若有良好的训练，加上好的环境，东方人不会比西方人逊色。她说，人要肯定自己才可产生信心，然后将最好的表现出来。
    纪政曾于奥运会获得铜牌，但后因受伤而退出。
    据知，纪政曾被意大利、日本、欧洲等地以“飞跃羚羊”和“女铁人”称誉。
    纪政虽然退出田径界，然而她在台湾九年多的生活中并没有脱离体坛，纪政是台北田径协会总干事，也是台的立法委员。据她透露，她现正筹备“希望基金会”。
    纪政希望介绍、宣扬运动。她来港拍片将获得不少酬劳，她表示会捐给“希望基金会”协助推广运动。
    她说，自己家庭并不富裕，生活也不奢华，钱对她而言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追求到自己的理想。
    她不愿拍自传，则是因为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且她的生命除了运动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这些私事她不想公开。
    据她透露：她日后会写自传，但自传是不会公开的。
    【香港《中报》六月十日报道】一九六九至七○年，乃是纪政一生最光辉的日子。一年内，她连续创下五项世界纪录，包括短跑一百米、二百米、一百码、二百二十码及一百米低栏。是以，意大利体坛封她为“亚洲羚羊”，日本人叫她“东方的飞跃羚羊”，而她在西德有“黄色的闪电”的美誉。
    七○年，纪政嫁给其外籍教练，并诞下一女，今年是十岁，那段异国婚姻仅维持七年便告终结。同年，纪政返回台湾，并于八一年再婚，生下一名女儿，今年七岁。她表示，不会强迫女儿继承其衣钵，在田径场上显威风。她说：“女儿喜欢做什么事，应由她们自己决定。”

    【香港《晶报》六月十四日社论】题：聪明人的决策
    胡耀邦在伦敦的讲话中，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解释得很清楚；对中国的国防政策，也有很明白的阐述。这两个方面的政策，国内外都很关注，因为它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有直接的关系，它和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的温饱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中国不是实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而是一边倒，依附一个超级大国，世界的均势就会严重地失去平衡，就会有更多的猜疑与不安，前途发展就更难逆料。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想少花钱于军事方面也不可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也不能不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外交政策，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首先是独立自主，既不受苏联所左右，也不受美国所影响，处理国际事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以别人的意愿为依归。
    独立自主是国格。中国虽然穷一点，科学技术也不及一些发达国家，但是，中华民族是充满自豪感的民族，对前途充满信心，俯仰由人，任人摆布，唯唯诺诺，不是中国的风格。
    独立自主又意味着是非分明，毫不含糊。胡耀邦说：“凡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中国都支持，凡属霸权主义的行径，不论来自何方，我们都反对。”这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
    独立自主，求取和平稳定。胡耀邦再次郑重申明，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和好恶”。
    中国要和平，而且相信和平可以持久实现。中国改变了过去认为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这就是中国可以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在军事方面少花钱的依据。
    胡耀邦谈到国防问题时态度实事求是。
    胡耀邦声明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并且反对军备竞赛，尤其反对核军备竞赛。这是聪明人的决策。

    【香港《明报》六月十一日社评】题：胡耀邦谈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星期日（八日）抵达伦敦，星期一展开访问活动，晚间出席英相撒切尔夫人宴会，发表了一篇言简意赅的重要讲话。
    胡耀邦在讲话中高度评价英国资本主义的开山大师亚当·斯密和他的名著《国富论》，并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胡耀邦这个说法符合事实；但过去一般共产党人似乎不大愿意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渊源关系，而比较愿意强调马克思的天才创造性。
    对马克思主义“来龙”的分析固然要紧；更重要的是对它“去脉”的主张。胡耀邦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仍然应当不断地吸收和概括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任何先进的哲学思想都不应当成为教条，而是激励人们不断进行探索和创造的精神动力，应当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逻辑，我相信，我们两国可以而且应当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积极地推进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这几句话十分简单，也十分有力；它总结了现阶段中共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内政外交的基本看法。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发表有名的《共产党宣言》；现在胡耀邦发表的，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宣言”。：
    胡耀邦这段话最重要之处在于重新确定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共并非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结合，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