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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发展外贸?

伦敦来讯
    五十年代初创建英国对华贸易代表机构——伦敦出口公司的杰克·佩里先生,是中国的老朋友了。他虽年过七十,但仍为促进英中贸易而努力。最近,他在伦敦就中国如何发展外贸问题谈了一些看法。
    他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实验室,凡是要去那里做生意的人,必须了解正在变化中的形势。”
    佩里将要到北京大学国际商业经济系讲学。他说,他的工作“是为国际市场同今天中国实际情况之间搭桥”。
    他说:“凡做日用品、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大生意的,前景极好,但从事机械产品出口而又规模较小的生意的,前景不佳。”他希望通过在北大讲学“能说明规模较小的机械制造厂怎样才能扩大出口和增进对西方营业方法的了解”。
    他说:伦敦出口公司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就同中国做生意了,第一年的成交额只有七百万英镑,而去年的成交额已增至二亿七千五百万英镑。现在看来英中贸易的发展前景良好。
    他说,几年来,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开辟了经济特区等等,做了许多事,可是经验还不足,而缺少外汇是主要障碍,一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往往不是首先供出口赚取外汇,而是被国内市场所吞没。
    佩里认为:“中国领导人对以出口为目标的工业方面的问题心中有数,但下级,特别是地方上的工厂经理对此不一定心中有数。许多观察家也有同感”。总的说来中国工作人员的专门知识水平还不太高,但就产品出口而言,中央是有决心的。
    他说:“中国人的工资虽较低,但这使生产成本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而且他们还有着十分丰富的原料。为了获得购买新技术所需资金,设法增加出口无疑是关键。在今后二十多年内,中国必须使每年的出口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应研究制订一个新的策略,必须根据可得到的原料、生产基础和运输能力等情况来决定哪些是最有潜力的出口项目。”他认为,应优先考虑的出口项目有:纺织品,家用商品,电气及电子部件和工业机械。

律师缺乏足够的权力

    【《香港虎报》五月二十六日文章】(艾琳·查克发自北京)
    大陆上的律师在履行职责,为当事人辩护时,往往会遇到很多障碍。他们常常被看作是个“诡辩家”,为罪犯推卸法律责任。
    在陕西审理一起抢劫案的过程中,首席法官把辩护律师赶出了法庭,因为在这个法官看来,律师的作用就是“为罪犯开脱罪责”。
    在另一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被指控包庇强奸犯,法官竟然命令逮捕律师,并让他游街示众。
    尽管在许多案件中,律师通过努力使他为之辩护的当事人免受不白之冤或得到了减刑,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又长期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因此,在法庭上不尊重律师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私下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律师能否独立开业,而是在于能否使他们在为当事人辩护时有足够的权力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他认为,中央政府确实是在努力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最近颁布的刑法和强调“辩护权”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一个明证。政府还作出规定,“律师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但是这位律师说,要使这些新规定能真正得到实施还得有段时间。

停播两岸女篮赛 民众抱怨不迭

    【香港《文汇报》六月十一日台北消息】六月一日晚,台湾许多民众关注着亚洲杯女篮赛的首场赛事
    ——大陆国家女篮与台湾中华女篮对阵。台报形容,这场“历史上第一次海峡两岸中国两支女篮代表队的比赛”,对岛内球迷吸引力之大,使“世界杯足球赛黯然失色”。
    自然,人们觉得最饱眼福的莫过于从电视中目睹比赛实况。台湾一家电视台也曾计划作现场转播,后来又“因故取消”,使广大球迷与这场“期待已久”的球赛缘悭一面。许多人面对电视机“面带悻色”、“抱怨不迭”。岛内舆论认为,取消转播究竟是电视台“奉命”还是“自律”行动并非关键,令人失望的是当局一再重申的政治不干扰体育看来只是“说说而已”。

中国大饭店应学习外国管理技能

    【香港《南华早报》五月二十二日文章】据GF国际服务公司销售经理霍布森说,中国的大饭店如要提高服务水平,有必要学习外国管理技能。
    他还说,中国如果不加入到国际大饭店组成的经营网中去,就难以在世界范围内搞其旅馆业务。
    霍布森说,这家公司在中国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的工作人员渴望学习。
    霍布森对中国的旅馆业很乐观。他说,由于中国资源丰富,有天然美景,因而有开发旅游业的巨大潜力。
    然而,旅馆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因此必须适当控制管理费用。
    霍布森说,中国旅馆工作人员同房间的比例通常很高。西方房间与职工之比通常的标准是一比零点七到零点八,而中国则是一比一到一点五。

“后蒋经国时代”的震荡

    【台湾《纵横》周刊五月三日一期文章】题:“后蒋经国时代”的震荡——透视国民党未来的权力转移(作者董狐)
    在今年中国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中,一九八四年二月的二中全会所公布三十一名中央常委之中,新递补四人。新递补的四人,除教育部长李焕之外,吴伯雄、施启扬、陈履安这三个年轻人都是由李焕一手培养的精锐干部。配合李焕本身也进入中常会的事实来看,今后李焕在中常会的势力将可大举伸长。
    “双李”权力日见挛升现在,国民党是在主席蒋经国的强有力领导下,而且还有几个八十多岁的长老健在,在这种情形下,李焕对于决定政策的影响力或许尚有限,但是如考虑蒋经国的健康状态与长老的年龄,今后,李焕等人的发言力势必逐渐增加。
    这次人事还有一点受注意的是,李登辉副总统在中常委内的序列,从原来的第九位跃升到第三位。李登辉是蒋经国亲自选拔的总统继承人。今年初,香港传出国民党将在三中全会设立党副主席之职可能由李登辉担任的消息,但是事实上并未实现,其原因是党内长老反对。因此,尽管李登辉的序列上升,但是,并不意味着即可成为“后蒋经国时代”的名副其实最高领导人。
    不过,能否成为最高实力者暂且不谈,很多人认为,李登辉将逐渐掌握强有力的权力应属殆无疑义。
    耍预测李登辉的将来,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他与李焕的关系。事实上,李登辉也是经过李焕培养、提拔起来的人物。台北的某一位国民党干部说:“李登辉如担任总统,李焕就可能成为总统府秘书长”,预测“双李政治伙伴”将产生。李焕的政治资产是由于他曾经培养很多青年。李焕所培养的青年,现在正陆续担任党、政重要职务。除三中全会时进入中常会的吴、施、陈三人与李登辉之外,在二中全会成为中常委的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台北市长许水德、行政院副院长林洋港等,当年也都是李焕一手提拔的。“台湾化”的快速进展三中全会的中常委人事,从别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有“年轻化”与“台湾化”的显著进步。虽是年轻化,但是留任的严家淦等八十多岁的长老仍然有五个人,因而其年轻化程度还是有限。易言之,那些长老们还意气高昂,不愿放弃已拥有的权力。自七十年代以后,党领导核心的“台湾化”政治方针,就开始快速进展。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届四中全会的二十一名中常委之中,台湾籍仅有三人,约占百分之十四。十三年后的现在,三十一名中常委之中,台籍已有十四人,达到百分之四十五,这显示,要超过百分之五十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后蒋经国时代”的准备中常会的人事受到关心,是因为预料不久的将来,将会有“后蒋经国时代”的来临。
    蒋经国的体力衰弱是很明显的。
    国民党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不止于与大陆关系而引起的国际孤立问题,在内政方面也有难题。其中最重要是“政治的民主化”。现在台湾还以与共党对抗为由而处于“戒严令”下,所以禁止成立新政党,但是反国民党势力酝酿成立政党的声浪日益升高。然而国民党却采取彻底抑制的方针,但是很难永远抑制。
    其次关于国会全部改选问题,对于国民党也是很伤脑筋的事。
    “政治民主化”与“政治台湾化”是无法分离的。自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失败而退守台湾以后,就开始成立由大陆人继续统治台湾人的统治架构,对此,台湾人的不满当然会根深蒂固,因而以台省人为中心要求政治民主化的运动乃应运频生。
    现在的台湾正以各种姿态而进入新时代。“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领导核心不仅要填补强力领袖去后的空白,另一方面也要对抗来自大陆的强烈压力,还要妥善处理内政方面的政治民主化、台湾化等麻烦问题。因此,台湾此刻亟需不带顽固的反共思想、拥有弹性且有现实主义思考力的领导人,领导核心的台籍人士比重也需要增加。由这次中常会人事不难窥知,蒋经国本身已有这种认识,虽然三中全会未制定政策方面的新方针,但无可讳言,“后蒋经国时代”的准备工作己踏实地向前迈进一步。

蒋纬国学开直升机

    【台湾军闻社六月五日电】国防部联训部主任蒋纬国上将,日前通过国军UH—IH直升机训练,今天接受陆军总司令蒋仲苓上将发给的毕业证书,同时并由陆军前总司令于豪章上将为他配挂飞行胸章。
    陆军总司令蒋仲苓今日在致赠仪式中致词,推许蒋纬国上将不畏困难追求新知的精神。而蒋纬国上将则指出,陆军直升机不但机动性极高,且有立体作战的特性,因此,他选择了国年UH—IH直升机试炼自己,并以毕业成果作为今年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的献礼。

官僚主义和传统观念阻碍重庆发展

    【法新社重庆六月一日电】题:重庆的成功和改革带来的问题(记者唐娜·安德森)
    重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点,正在新思想的指导下前进。与此同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传统观念又在阻碍着它的发展。
    重庆是一九八三年被确定为实行改革的试点,改革带来的成功和问题到处可见。
    新的混凝土高楼排列在陡峭的山上,取代了旧式砖房,但却侵占了层层梯田。
    蔬菜和辣椒刺鼻的气味飘溢在热闹的农贸市场上,这在十年前是难得闻到或者根本闻不到的。
    个体户在叫卖快餐和时髦的衣服,引人注目的港式商店在出售手提式立体声收录机和鞋子。
    但是,伴随着繁荣的经济,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新问题。
    拥挤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在「高峰」期堵塞了狭窄的街道,市区烟雾常年不散,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重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说:「我们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时代。新的体制尚不完善,旧的东西还没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他又说,一些人贪污受贿,一些人则根本就不具备现代经济的知识。他们无法跟上改革的新潮流。
    他说,不管你怎么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一些企业还是生产大家不需要的东西,或停止生产市场急需的东西。
    不过,重庆仍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多在那里开始实行的政策,后来都推广到了其他城市。
    重庆贸易中心原先是个商品陈列室,现在可以搞零趸批发和收购。去年,重庆贸易中心买进和出售的商品价值八千八百万元。
    市场上的官员和顾客都说,尽管去年价格改革以后物价上涨了,但是由于重庆物资丰富,这里的商品价格并不很贵,且货源充足。
    尽管北京决定在一九八六年要巩固过去实行的一些改革,重庆今年仍然开展了新的金融改革,其中包括开办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所。
    重庆的官员们去年急切地提出把重庆变成「开放城市」的申请,以便能够实行特殊的措施鼓励外国人投资。
    但是,一些外国人不愿意投资,因为,重庆处在内地,并且又不对外开放。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新加坡商人说,他对重庆的企业「表示谨慎的乐观」。但是,「在这里做交易很困难。这里的制度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