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06-15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曼谷《中华日报》五月二十七日文章】题：潮汕特区应实事求是——衷诚献上一剂苦口良药
    说起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汕头仍在蜗步牛行中，殊令广大爱国华侨感到痛惜。为什么潮汕的经济特区比不上厦门、深圳和珠海呢？须知，海外华侨也有一颗热烘烘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潮汕人旅居泰国最多，他们对潮汕的经济繁荣尤感关切。
    一九八四年初，中共胡耀邦总书记、谷牧委员、万里副总理先后到潮汕视察，对侨乡至为重视，指出潮汕有极好的海外关系，在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的政策下，其前程一定无可限量。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海外有些对潮汕特区的抨击言论，即谓“官僚特区”等等。“爱之深”“责之切”，他们的意见，是值得研究的。
    （一）应迅速改善潮汕经济特区的领导班子。
    （二）应该利用潮汕特有的海港、侨乡条件，与海外搞好关系，不要老是认为海外人士有弊害。必须使前往投资的海外人士得益，而他们自会更多地回去投资创设工厂，使国家不必自行投资。工厂建得多了，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当前潮汕失业者有二、三万人，实在是不应忽视的问题。
    （三）必须“有的放矢”，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应支持农业。潮汕昔年是产柑的著名地区，现在何不促进农民种柑？如果在经济特区内发展种柑，那岂不是笑话！经济特区应该建马路、工厂、码头、海港等才对。
    （四）应该切实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跃进时代的报喜不报忧是要不得的。但是，现在仍有此类现象出现，例如去年曾大事宣传香港商人前往潮汕投资十三亿港元，其实是纸上谈兵，并未有协议书。
    开发经济特区，比普通的经济工作还吃力，必须有智、仁、勇三者兼备的领导同志来领导才行。潮汕的条件比深圳好，海外关系便是至善的特点，必须好好加以利用，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革除官僚主义等。现在来纠正偏差仍不迟，如能实事求是、大刀阔斧改革，振兴潮汕经济、建设文明侨乡目标，一定会很快成为事实。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五月二十五日一期文章】题：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法问题何在（作者日中经济法律中心事务局局长、律师丝贺了）
    翻阅最近的报刊杂志，有关我国企业打进中国的报道很多。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第二次中国热。然而在另一方面，也能听到有人说由于中国的法律不够健全而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法律，尤其是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的状况究竟如何呢？对外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这可归纳为以下三项原则：一、独立自主的原则；二、平等互惠的原则；三、参照合理的国际惯例的原则。
    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实行经济开放的政策。翌年，公布了有名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后又逐步制定了对外经济关系法规。迄今为止，这类法则已超过一百项。
    倘若将其中主要的拿来加以整理，也许就会明了它们是逐步完善起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四月一日起开始施行的专利法及其实施条例，它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不同，而接近于西欧各国的专利法。还没有民法和商法但是，在考虑打进中国的外国企业看来，中国的法律还很不健全。譬如，作为同外国企业进行合作的形式，除了合资经营企业（合办企业）之外，还有被称作合作经营的企业。
    据说采取这种方式的比采取合办方式的多，但是现在尚未制定有关合作经营的法律。另外还据说，有关外国企业的专利技术被应用于中国企业时缔结技术转让合同方面的法律，现在只是在深圳等部分经济特区实施，至于全国性的法律还正在制订之中。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基本法——民法和商法。在迄今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下，企业内到底应该有多少经营自由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恐怕是最大的原因。因此，在同中国企业进行谈判或签订合同时，会发生与西方各国的公司洽谈贸易时出现的不同的问题，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也常常感到不知所措。譬如，中国企业的上面有监督领导企业的企业主管部门，重要的事项大都是由这一组织决定。所谓企业主管部门，在日本相当于主管官厅。日本的企业和官厅是分开的，法律分别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和任务。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另外，因为没有民法，所以，有关在经济交易中起重要作用的担保制度的法律尚未完备。在金融机关看来，有必要赶快立法。日本企业越向中国发展，就越是需要资金。如果日本国内得不到充分担保，就可能需要中国给合资企业的资产提供担保。倘若担保法不完备，也许会阻碍日本企业向中国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在中国，即便是亏损企业，政府机关也会拿出补助金来让企业生存下去。但是，这样做企业的经营效率丝毫不会提高。因此，现在部分地区好象已开始试行破产制度。但是这要成为全国性法律，恐怕还需要时间。

    国民党在十信案和江南案发生后的一连串人事异动中，显示政战系统的人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这一切，似乎是为‘“蒋孝武时代”的来临铺路
    【台湾《民主政治》周刊四月二十五日一期文章】题：中央党部尽入宫廷派手中（作者徐文）宫廷派再次获胜
    国民党中央常会日前通过三项人事案，宫廷派的黄顺德、庄怀义接任文工会副主任，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夏正祺调升为秘书处副主任。
    夏正祺在担任秘书处干事、编审、专门委员、总干事期间，颇能察言观色，深得上面宠爱，因此他由秘书调升副主任，也是意料中的事。令人注意的是，国民党在赶蒋彦士，梁孝煌离开中央党部，周应龙调任冷差事之后，魏萼的请辞，黄顺德和庄怀义的接任，都透露出宫廷派的全面大胜利，而政战系统的王升手下，已是日落西山、毫无反击的机会。文工会是一块肥肉
    国民党的文工会平时即在控制国内的整个言论自由。新闻局在私底下，也不得不买文工会的帐，尤其在宋楚瑜由新闻局改调文工会主任之后，新闻局也只是文工会的附庸机关而已。由于文工会负责文化思想新闻的管制，加上事业单位多，可谓财大势大，是一块大肥肉。因此在国民党内部的整肃斗争当中，宫廷派自然不允许这块肥肉落在异己手中。周应龙的走路和魏萼的垮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文工会自从由宋楚瑜当家之后，把原在新闻局吃饭的“小政客”朱宗轲也带到文工会，赏他一个总干事的职位。总干事的实权很大，虽然不是象正、副主任那样来得令人注意，但是也是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有权但不必负任何责任。周应龙、魏萼跟错人
    在周应龙担任文工会主任期间，由于大搞个人势力，许多文工会内部同仁对他颇有怨言。在王升外放之后，周应龙自知大势已去，曾四次请求辞职，以免成为权力斗争下的牺牲者；而魏萼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人，今年才四十二岁，照理说，他正是国民党所谓的“青年才俊”，政治前途应是非常光明。但是他跟错了人，跟上了王升政战系统的人，只有被调去担任正中书局的常驻监察人。由一个文工会的副主任，调任到一个党营的书局担任监察人，又能监察出什么？无异是一个闲职。
    国民党为了掩饰内部斗争的丑态，在周应龙下台时，曾公开表示周应龙是经四次辞职后，才获准调到考纪委员会当主任委员。
    这次，国民党也表示魏萼在周应龙下台时，以及蒋彦士下台时，曾提过两次辞呈，最近才获准。救国团系统的宫廷派当道
    在王升的心腹梁孝煌离开中央党部、周应龙被贬之后，宋时选、李焕等救国团系统的宫廷派，已控制了整个中央党部，只剩下大陆工作会主任白万祥唱独角戏。
    自从宋时选担任组工会主任之后，宫廷派的人马即陆续登陆，把整个中央党部尽纳入手中，例如组工会副主任余学海逝世之后，宋时选即将自己的爱将王述亲带进中央党部，接任余学海。而宋时选与蒋家渊源颇深，曾担任章孝严、章孝慈两兄弟的监护人，因此宋时选和王述亲均属宫廷派人马，自是不可置疑的事情。
    而在中央党部中，海工会主任郑心雄与救国团有相当深的渊源，他曾担任救国团总团部学校工作组组长。郭哲是中央警官学校出身，曾任高雄市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总干事，和小蒋有一段渊源。社工会主任许大路，和国民党目前的大红人李焕，曾有共患难的同事关系，在李焕进入党部、救国团或垮台之时，许大路都一路跟着李焕，所以许大路也是一个标准的宫廷派。其他象青工会主任高铭辉曾担任救国团副主任，是一个老救国团，他的立场自然是站在老救国团主任小蒋这边。
    秘书处主任萧昌乐在小蒋担任总政战部主任时，曾和小蒋跟过一阵子，再加上党史会的秦孝仪，中央党部已尽落入宫廷派手中，政战系统的人马已经不见天日了。黄顺德、庄怀义与宫廷派的关系
    接任文工会副主任委员的黄顺德曾任新竹师专、高雄师范学院训导主任，与救国团有密切的关系，他又曾担任县党部主委、高雄市党部书记长，和吴挽澜关系非常密切，属于宋时选的人马。
    庄怀义曾任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学教务主任，曾在国外服务多年，有人说他和李焕有一层关系，此次能担任文工会副主任，是拜李焕之赐。在他担任海工会副主任期间和当权的宫廷派搞得相当不错。
    因此，国民党在十信案件和江南命案发生后的一连串人事异动，都代表着小蒋巩固其政权的成功，政战系统的人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这一切的整肃和斗争，似乎都为了“蒋孝武时代”的来临铺路。

    【纽约《华美日报》五月三十日文章】题：一过深圳心就震
    深圳火车站东西广场，最近出现一批「拉客仔」的地头蛇，他们三五成群，结伙成帮，向旅客或司机勒索高价介绍费，穷凶极恶、蛮不讲理。
    深圳火车站东西广场是旅客乘坐中巴（面包车）和「的士」的地方，每天有出租车在这里载客。火车站出口处站满了成群结队的「拉客仔」，他们手举太阳伞，嘴巴叼着烟，见有旅客从车站走来，就一拥而上，把旅客团团围住，然后讨价还价，一折腾就是十几分钟。更有甚者，有的旅客还未搞清怎么回事，「拉客仔」便强行提走旅客的行李，又推又扶把乘客拉上车，弄得旅客惊慌失措。
    深圳火车站东西广场出现「拉客仔」由来已久，只不过最近越来越多。拉客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司机，他们不愿排队候客，便到车站广场兜客；另一种是以拉客为业的农村青年，这种人占大部分。为了便于活动，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分组到车站拉客，平时一般出动五六十人，节假日多达一百人。这些「拉客仔」和一些司机，特别是外来车辆的司机订有「拉客合同」，除向旅客要小费外，每介绍一个旅客，可向司机收取二到三元介绍费，如整车介绍，则收取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介绍费，或者是以低价向司机租车，然后向乘客要高价，从中牟利。有一「拉客仔」，用四百五十元人民币租了某公司的面包车去揭阳，然后以一车四百元港币拉了十六个香港旅客，从中套取了外汇。类似这种情况，在东西广场很流行。香港的「回乡客」反映说：那些黑帮见客就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拉着客人就上车，蛮不讲理的霸道行为，十足是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