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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经济合作部长瓦恩克说:联邦德国同中国的合作今年将进入高速阶段

    【德新社法兰克福一月八日电】中国现在正请求德国人向它大量地提供新的援助,以帮助它的经济实现现代化。
    一九八三年,西德以现款和专门技术的形式向中国提供了二千万西德马克的开发援助。这一援助在一九八四年增加到了二千五百万马克。
    西德经济合作部长于尔根·瓦恩克说,西德同中国的开发合作在一九八五年将进入“高速”阶段。德国人目前在中国进行的援助项目有十九个。所有这些项目开始时规模都很小。
    西德技术合作公司的负责人汉斯·彼得·默茨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已提出了关于二十五个新项目的建议。他估计,大多数的建议是会被接受的。
    西德对中国迟迟才感兴趣并非是完全没有私心的。中国的矿藏资源以及它的迅速工业化,将会使其成为依赖出口的西德工业的一个最有希望的新贸易伙伴。
    西德和中国在中国某地联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西德大众汽车公司同中国方面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年产两万辆“桑塔纳”型号汽车的合资企业。西德和中国今后还将进行更多的这种类型的合资项目。
    西德总理科尔于去年十月访问了中国。他在结束访问返回西德后声称,中国是“世界政治和工业未来的、具有引吸力的中心”。
    企业界下结论则稍微谨慎一些。西德的一些公司说,中国现在仍然缺少必要的工业基础设施和管理方法,以便更好地利用西方技术。
    西德技术合作公司认为,这一状况将会有所改变。该公司已派出六十到七十名专家去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向中国提供专门技能,在一些讨论会上发言或建立联系。
    西德技术合作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在中国所进行的项目并没有遇到象在其它国家普遍所遇到的那种挫折。该公司的负责人默茨说,中国人“非常渴望学习,并决心尽快地将西方的经验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工作之中去”。
    北京现在已把西德看作是自己在以下三个方面——机械化开采煤炭、植树造林和林业管理以及技术标准和专利——获得援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伙伴。

城市改革声中的广州市场(下)

    从去年开始,全省社会零售物价的稳定指数上升的幅度,非但没有因实行价格浮动的政策而带来骤增,还低于全国平均上升幅度。
    在广州,人们谈起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改革是不行的!”——我的一位同学的姐姐在运输公司开出租“的士”,她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都在开车,工作很辛苦。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同事现在个个都是“劳动模范”。她说,在现在的条件下,人们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看着她说话时脸上自然流露的朴实表情,我不禁想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不正是维系在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劳动模范”身上吗?
    改革声中的隐忧广州市能够在经济改革方面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一、广东省农村经济改革进行顺利,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农民生活的富裕,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二、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对城市的商品生产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三、正确制定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打破旧框框,利用各方面资源,调动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商品供应。在物资丰富的基础上改革价格体系,利用价值规律,搞活市场经济,突破商品流通的地区性障碍,维持了正常的供求关系,实现了经济繁荣、物价稳定。
    但是,广州也同样还存在着与改革不相适应的地方,尤其是国营企业和集体单位,家大业大,在《决定》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后,怎样更好地进行市场调节、搞好经营管理,保持各企业的竞争力,因此迫切地提出了一个“管理人才”问题。广州市政府已开办了第一所教授“经济管理学”的职业学校,为各工厂、企业培训工商管理人才。虽然说这种人才的培养略嫌太迟,也总比不做好。但全国其他各省市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能不说是改革声中的隐忧。(下)

台湾《向前看》周刊透露:王升将回台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纽约《北美日报》一月二十五日自台北报道】题:传王升即将奉召返台收拾情治系统烂摊子副题:可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要职一旦属实蒋孝武政治生命即告完结
    党外杂志《向前看》周刊(即《前进》周刊)透露说,前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现任巴拉圭大使王升将军,可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全力整顿因江南命案而弄得一团糟的情治系统。
    《向前看》周刊说,江南命案的发生,使台湾的情治系统一片紊乱。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芩涉嫌命案被收押后,危机更为扩大。蒋经国对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深存戒心,故决定召回情治系统的老将王升,畀予全权,俾可使情治系统重新推上轨道。
    该周刊在分析当前的情治系统时说,自一九八三年王升被放逐后,目前的情治大权,实际是由蒋孝武掌握。由于太子帮的气焰高涨而实际的经验不足,以致造成情治系统的纰漏连连不断。尤其因为过去蒋孝武与影艺界有很深的渊源,致使目前的情治系统与影艺圈扯上了不可解的关系。这一点是蒋经国最为不满者。据说,蒋经国决定召回王升重整情治系统,是基于三项考虑:一是王升自一九八三年外放巴拉圭后,两年来毫无怨言,对蒋氏表现得相当忠悃,蒋氏颇为放心;一是王升与情治系统向有渊源,且驾轻就熟,较易收拾残局;一是王升处事稳健不易出错。
    由于王升与蒋孝武之间有相当大的矛盾,故王升的召回一旦证实,则表示蒋孝武的政治生命即告结束,至少在情治系统的地位将不可确保。
    《向前看》周刊在文末又分析说,王升回台的传闻在政治圈内传开后,各界的反应相当强烈。据说,开明派固表反对,而保守派如黄少谷、谷正纲等人亦表反对,但由于蒋经国已作出决定,反对之声已由大而小。

法《快报》分析东欧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法国《快报》周刊一月四日报道】很长时间以来,苏联模式的经济一直享有凭借统一计划制度持续增长的声誉。现在已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在暂时避免了七十年代经济衰退的打击之后,苏联模式的经济很快陷入一场不仅仅是行情方面的,而且是结构上的危机之中。
    在五十年代,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年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现在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零或负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就是如此。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既不是工业发展到顶点的迹象,也不是一种故意选择。对于计划制定者们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他们总是希望经济永远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长。东方经济出现危机的深刻原因就在于结构的不适应,而现政权又无力纠正这种不适应。
    国家生产是官僚主义的拖沓和结构僵化的受害者,而结构僵化又是垄断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企业都可以从这种垄断中得到好处。这些企业只是受一个“计划”的指挥,它们脱离生活,即脱离它们要为之服务的市场。它们是靠人海战术低效率的劳动力过多、浪费原材料和过份使用设备维持生产的。官僚主义的和不讲效率的企业只会模仿,不能创造。
    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年的二十年间,由于形势有利(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贷款,东方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弊病被掩盖了。
    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能源问题成了经互会内部紧张局势的根源和穷困的额外原因。该集团的所有国家都已认识到使它们的生产机器较为有效地运转的紧迫性。于是重新出现了改革的主张。
    关于改革(更经常的说法是关于改善管理和指导方法)的说法与计划的主张是同时产生的。在斯大林时期和在斯大林时期以前,人们就进行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在赫鲁晓夫时期曾有过一次改革浪潮。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出现过一次改革浪潮(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安德罗波夫有更大的改革计划,只是由于他过早地逝世妨碍了他的计划的实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所有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至少对它们的管理和计划的方式进行过细小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取得的成果很小。匈牙利是不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的唯一国家。即使在布达佩斯,改革也未触及体制结构的深处。
    为什么苏联模式的经济不能从官僚主义的枷锁中脱身出来?这是由于对改革的害怕而产生的政治抵触,是由于利害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死气沉沉。
    所有变革的愿望都同集权制相冲突。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可以决定社会的需要,并赋予中央制定的计划以绝对优先权。改革要求少来点刻板,多一点“下边”采取主动行动的余地:所有这些都危及中央计划制定者们的最高权力。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阿斯旺大坝破坏了尼罗河下游生态平衡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埃及灌溉部长在开罗透露说,由于干旱,一九八四年尼罗河的年最高水位是自一六一一年以来最低的。
    这位部长说,近五年来,尼罗河缺水五百亿立方米。建筑阿斯旺大坝使尼罗河的下游产生了不少弊端:(一)由于大坝的修筑,尼罗河的流速加快,从而加剧了河床的塌陷;(二)尼罗河年最高水位的经常性下降使可耕地失去了水梳冲带下来的肥沃的河泥,致使土地的天然肥效降低。
    阿斯旺大坝建立后,尼罗河顺水冲下的大部冲积层都沉积在苏丹境内的纳赛尔湖的南端,这是专家们原来没有想到的。
    大坝使一些鱼种绝迹了,尤其是地中海的沙丁鱼群不见了。
    年最高水位的下降对居民的健康和卫生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因为每当河水上涨到最高水位时,大量的老鼠全被淹死。现在,达不到最高水位,老鼠成灾,血吸虫病随之增加。

经理人员赴任前的严格训练

    在离东京五十五英里的富士宫,有一所“经理人员训练学校”。自从一九七九年建校以来,到一九八四年已培养出二万名毕业生。
    这所学校的学员,都是中小公司送去学习的在职职工,每期十三天,学费一千零四十六美元,由公司支付,但不及格的学员,则遭到公司开除。
    十三天的学习,要通过十七项极其严格的测验,如“电话交谈礼仪”、“合作精神”等等,还要接受与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一样艰苦的体力测验。
    训练的课程十分奇特。每天清晨四点半起床,先是体育课,接着是用力挥抡湿毛巾拍打地面,边高呼口号,这是培养学员推销产品的决心。早餐前还有二十分钟的“拔草锻炼”,学员要蹲在地下搜寻几乎不存在的“杂草”,这是培养学员在接到毫无意义的任务时要耐心冷静地去做。为了使学员们讲话口齿清楚,要把食指和中指插入嘴里背诵佛经。为了培养合作精神,学员要负重夜行军七十五里,如果有人筋疲力竭支持不住,就由别人用两根竹竿架着他走。
    最难堪的一项课程是中午时分让学员到东京最热闹的车站广场,衣冠楚楚且笔挺地站在人流中引吭高歌,唱一首《销售员之歌》,歌词大意是:“我流汗做出来的东西,要流汗把它卖掉;我流泪做出来的东西,要流泪把它卖掉。”教员在一百英尺之外如能清楚地听到他的歌声,他这门课就算及格。
    从车站回到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口试,讲述如何制订时间计划,接待顾客的礼仪,如何鞠躬,如何致欢迎词,怎样搞好职工的膳食等等。学员必须熟记和反复背诵“做生意守则”,其中第八条说:“不论遇到多大困难,我决不放弃目标,即使是通宵达旦,也要毫不气馁地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实现我的目标。”
    这所学校虽然被人们认为不正统,但却日益引起注意。一些大公司,如日产公司和松下公司等,也开始把职工送到由自卫队办的同样严格的训练营去受训。(陈亮编译自美国《生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