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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09-08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我拍摄了“厨房辩论”的照片

    七月下旬,正值美国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展览二十五周年之际,报刊纷纷刊登一张历史性的新闻照片——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
    那幅照片是我拍的。当时,几名干练的新闻广告员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我是成员之一。该小组受主顾赫伯特·萨德金之托,在本届展览会展出“美国示范住宅”。我们耗费一万四千美元,建起一个宽敞的房屋,并留出一条通道,使观众能看到其厨房。
    广告员的任务就是诱导尼克松副总统陪赫鲁晓夫以及大批记者,进入其委托人的展台。
    当时,好斗的苏联领导人在一场辩论中,言词激烈地挫伤了想当好好先生的美国副总统。当他们继续参观时,我揿响了一辆展出的吉普车的喇叭。接着,我极有权威地高声说:“这条路通往示范住宅。”尼克松和赫鲁晓夫步入住宅。
    尼克松看准了回击的机会。他指出,能为普通工人提供这样的住宅,这是自由经营的优越性。而赫鲁晓夫却指责这种住宅犹如印度的泰姬陵,普通老百姓不敢问津。我唯恐这场争论不能被记录下来,因此不断把记者悄悄拉进厨房。
    美联社摄影记者被挤在后面,他沮丧地把照相机递进厨房,让我去抢镜头。
    我对准了镜头,背景包括一台洗衣机,但是一个挤上前来的苏联高级官员插进了画面。不拍上他就不能把洗衣机摄入镜头。我只得按动快门,在他闭上眼睛的一瞬,拍下了这张照片。拍在照片上的另一位俄国人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站在赫鲁晓夫旁,看上去很忧郁。赫鲁晓夫也几乎完整地被摄入这张照片中。
    同时,职业摄影记者埃维特抢拍到了尼克松用手指戳着苏联领导人前胸的镜头。后来在同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这一形象被用来证明尼克松是个能在俄国人面前挺直腰板的人。
    七月二十五日晚上,由吉伯特·鲁宾逊召集,不少尼克松“厨房内阁”的幸存者在史密森氏学会大厅聚会。鲁宾逊是当年展览会的协调人,现在是国务卿舒尔茨的特别顾问。尼克松看到旧日的向导、特工人员及新闻记者相聚,共同回忆当年的辩论,不禁又惊又喜。一位颇知内情的人士说,当时尼克松“回击得很迅速”。
    尼克松回忆起在“厨房辩论”十三年之后,当他作为美国总统于一九七二年赴莫斯科参加最高级会谈时,勃列日涅夫告诉他,当年照片上那位挤上前来站在洗衣机旁的官员正是勃列日涅夫。
    在我与苏联驻华盛顿记者弗拉基米尔·米高扬重聚时,他提供了另一个历史的注脚。他是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年代都得以幸免的老米高扬的孙子。
    老米高扬曾对家人说,赫鲁晓夫坚持认为那个住宅没有代表性,是出于他的误解。老米高扬曾作为外贸官员在美国广泛旅行(他为苏联带回了冰激凌和蕃茄汁的制造技术)。他后来告诉赫鲁晓夫:“美国工人确实拥有那样的住宅,尼克松没有说谎。”赫鲁晓夫答道:“反正都一样,尼克松尝到了我的厉害。”(译自七月二十九日美《休斯敦纪事报》)

前总统的庞大开支 老百姓的赋税负担

    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国会特别法令的规定,卸任总统除享有退休年金外,联邦政府还提供各种特权,包括由财政部提供的便衣特工人员保护前总统夫妇及十六岁以下子女的安全,发给前总统夫人每年二万美元年金,以前总统名义建立的图书馆维持费用,前总统的旅行费、助手的工资、办公用品费等,都由美国纳税人负担。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八月六日报道,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上述开支的公款加上已去世的总统的图书馆维持费,已达一年二千九百万美元。这笔数字确实不小,难怪国会议员不断有人咕咕哝哝。参议员威廉。罗思和劳顿·奇尔斯在国会里提出了一项限制前总统公务开支的议案。
    据这家刊物报道,这笔公款大部分用于维持胡佛等六个前总统的图书馆,总共是一千四百万美元。
    另外一千二百七十万美元中,大部分用于保护卡特、福特和尼克松夫妇的便衣特工人员的开支。这三人的其他公务开支多少不等,今年的办公费预算是:卡特三十万四千六百美元,福特二十八万三千六百美元,尼克松二十六万八千二百美元。如今卡特在佐治亚州的老家有个办公室,在亚特兰大租了一套六千多平方英尺的办公房子,还在美国国会所在地租用拉塞尔大厦第十七层。两处房租一年六万一千美元。卡特在亚特兰大雇了七名助手,在普兰斯雇了两个,一年开支十一万三千美元。
    福特在洛杉矶以东的米拉杰居住,他在附近租了一处办公房子,租金一年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八美元。福特的助手说,政府付给福特用于雇用助手七人的薪水九万六千美元,还不到实际开支的一半。尼克松为雇用助手和租房用的钱要少一点,三个正式职员一年工资共八万八千九百八十美元,在纽约曼哈顿租的套间一年是六万六千二百美元。
    这些前总统与各界往来甚多,电话费、旅费不少。福特一年电话费四万零三十六美元,卡特二万六千八百美
    元,尼克松二万零三十六美元。这三个人外出算是自己开旅费,但联邦政府给他们的助手支付旅差费。
    前总统的开支招来的批评不少,还由于这些在世的总统们除了卸任总统年金之外,自己还有其他法定收入和种种外快。
    例如,尼克松当了八年副总统、四年众议员、两年参议员,一年的退休年金加起来有近三万一千美元。总务管理局对于前总统们的开支有时候也卡一卡。比如,卡特女儿艾米要印一批照片送人,这笔钱就不让报销。
    (戴增义)

美刊文章:《古巴:有进步,但代价很高》

    甚至居住在哈瓦那的疑心最重的外国人都承认,现在,普通古巴人的生活水平比卡斯特罗上台时提高了。奢侈品也许没有多少,但是国家满足了人民对食品、衣服、住房、教育、医疗和就业的基本需要。
    尽管古巴人必须排队才能坐上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或者在饭馆吃上比家里的饭菜质量好、品种多的饭菜,日常生活的质量还是在慢慢地提高。
    政府经营七百五十个非配给供应的超级市场,古巴人可以在那里买到质量好的国产商品和进口消费品,不过价格很贵。一位古巴人说:“我花一百二十比索(一百四十美元)买了一双鞋。我丈夫和我每人每月才挣一百三十比索。”
    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重要的改革,放弃了所有公民必须平均分享劳动成果的原则。
    古巴人和外国人很喜欢光顾革命前修建的一个大型露天夜总会。来自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成员畏惧地看着几十名衣着很少的古巴女演员在他们的桌子周围跳舞。
    由于共产党放松了对经济体系的一些控制,一个新的富裕阶级正在出现——电工、管子工、油漆工和机修工。在国营企业下班之后,他们可以兼做私活。
    古巴为赚取硬通货,以廉价向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和西德人提供了度假机会。在古巴度假两周,连交通费、旅馆费和饭费在内,才八百美元。
    这个岛上的日常生活可能正在得到改善,但是古巴人民为建设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社会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古巴人对他们每年从苏联得到的四十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大约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是抱有感谢之情的。但是他们也清楚地表明,他们并不很喜欢苏联人,而且他们对任何说莫斯科是慷慨大度的说法有厌恶之情。一位高级官员一再说,“帮助我们是苏联应尽的共产主义义务。”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巴人普遍对美国抱有热情,甚至在共产党员中也是如此。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思想灌输,大多数古巴人仍然尊敬美国。
    古巴电视台播映的电影主要是来自墨西哥、西班牙和共产党集团的电影。播映的美国电影都是些老片,复映的福尔摩斯侦探片特别受欢迎。
    哈瓦那大多数小汽车都是苏联造的。但是某些古巴人的珍爱物是他们精心维修和仍在使用的美国五十年代生产的汽车。一位共产党员保存的珍贵纪念品是几年前一个来访的美国棒球队送给他的一顶棒球帽。
    卡斯特罗一直想在不放弃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与美国恢复关系。
    与古巴领导人谈话表明,他们希望古巴今后二十五年的发展不仅与莫斯科,而且要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古巴经济正准备起飞。苏联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官员们指出,如果古巴能得到美国的技术、贷款和市场,古巴的地位会变得非常灵活。
    (译自八月二十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印尼一军官充当苏间谍被判刑

    据美联社报道,印尼海军中校苏斯达扬多因充当苏联间谍最近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他从一九七六年起就充当苏联间谍。他曾将印尼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勘测的地图和照片等重要资料转给苏联特工人员,苏方总共给他五千美元的酬金。苏斯达扬多说,他是因经济困难被迫当间谍的。

英刊《经济学家》说:撒切尔夫人个人作风引起朝野不满

    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政府正在迅速成为战后英国最不称职的政府。
    灾祸、错误和疏忽是这任政府整整第一个年头的特征。这些灾祸、错误和疏忽现在使大臣们难以对付农民、矿工、贵族、地方当局、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甚至商界的金融家们。似乎一切都不对头,而错误越来越被说成是别人的错误——这是大臣们失去控制的迹象。
    撒切尔夫人已没有能力在前进时不致踩上香蕉皮而摔倒在地。她现在的处境特别象一九六六年起执政的威尔逊在任期即将结束的那几年里的处境。
    撒切尔夫人在整个去冬和今春受到了来自欧美两洲的压力,压她满足于共同体在行动上所作出的如此微弱的改变。她自己的外交部也增加了这种压力。她被告知,联盟的议程极其需要对俄国采取坚定态度、对付债务和高利率危险、在中东实现合作等,在这个时候,为了数量较少的金钱问题而使欧洲一再陷入危机,等于在破坏联盟。
    撒切尔夫人并不轻视政治手腕。实际上,她为自己的这种本领而自豪:在政府里仔细地安排上潜在的造反派,在受表扬名单上排上后座议员和新闻记者。
    尽管撒切尔夫人在搞意识形态政治方面声誉卓著,但是她发现,要想长期搞并不容易,除非是含糊地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以及同共产主义对抗的角度出发。她眼前的困难是她以前在短期内对某些方面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造成的结果,这些方面是:她忽视北爱尔兰问题;她对地方上民主的前途漠不关心;她对环境保护漫不经心;她相信,如果她不重视工会权力,这种权力就会削弱;她姑息纵容农业派。
    她并不珍视患难中的帮助。她这位首相对内阁控制之严胜过战后任何一位首相。
    撒切尔夫人不是第一位蹩脚的主持政务的首相。她象希思一样,操劳了一天,到了晚上,她很难和同僚无拘无束地商量方针大计。希思先生至少还有一个他可以听取坦率的意见的高级政治工作人员班子,而撒切尔夫人没有这样的班子。
    英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唐宁街十号是个空虚得出奇的地方,首相犹如一只在唐宁街上空盘旋搜寻猎物的孤鹰。政治顾问们走马灯似地换班,但是从来没有人成为她真正的亲信。
    因为政府的问题有一大部分是首相本人的个性造成的,所以很难说对此能有什么办法。她也许需要从梯子上往下走一级,但是,梯子上又没有其他人可以达到这一级。同福克兰群岛战争爆发以前一样,危险在于党内在酝酿造反,工党在民意测验中得票数不断增多,这可能使首相在作出决定时更加无人协助、更加困难、更加轻率从事。如果撒切尔夫人不准备让政府听取同僚和非同僚的意见,那么造反就会从上院蔓延到下院,从矿工蔓延到地方当局。撒切尔夫人责怪国家没有好处,到头来,国家会责怪她的。
    (译自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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