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08-11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美联社报道】现年六十三岁，参加美军二十年、在二次大战中得过七枚战斗勋章的霍普夫，被美国移民局拒绝承认为美国公民。
    霍普夫夫妇两年前申请去西德探亲，但是移民局通知他，要获得护照，必须提供证明其公民资格的文件。
    霍普夫出生在德国，四岁时由其父带来美国。老霍普夫在一九四○年加入美国籍，一九四一年霍普夫参军时，老霍普夫曾向征兵站出示过归化证书，官方正式认可了霍普夫的公民资格。殊不知过了四十多年，他的公民资格反倒成了问题。
    霍普夫最初由于找不到当年他父亲持有的原始证件，而移民局又不肯根据退伍证件承认他是美国公民，遂不得不向里根总统、国会议员、司法部和移民局申诉，但都没有结果。今春，司法部通知他，已找到其父当年遗失的证件，可是为得到这项证件的影印件办理手续的时间，可能比重新申请入籍所费的时间还要长，他只好作罢。
    霍普夫在同美国官僚机构斗争两年之后，于今年七月份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霍普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二十一岁起就投票选举总统，现在却要重新申请美国国籍，真荒唐。

    第一次来到德国商业世界的日本人，往往对德国人的经商方式感到吃惊。八年前在联邦共和国定居的一位有经验的日本银行家认为，德国人的经商态度是保守的，甚至是僵硬的。他认为，如果总起来看有希望获利，日本商人就宁可吃点小亏。而德国商人，不问获得成功的整个机会如何好，只要一笔生意会带来损失，就断然拒绝。

    【《新俄罗斯言论报》刊登意大利《今日周报》记者莱斯利·凯伊采访南希
    ·里根的文章】
    记者写道，我们是在白宫图书馆会面的。美国第一夫人如约准时进入图书馆，陪同他的是私人秘书和摄影师。
    问：有人批评您，说您为白宫购置了一套昂贵的餐具，说您在自己的服装上花费太多，说您的私人理发师在您旅行的时候也陪着您。但是现在人们有一种印象，美国人已更加了解您和珍视您。是这样吗？
    答：是的，起初发生了许多误解，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不通人情的事情。但是，您说得对，我的同胞已知道我，了解我，现在对我尊敬了。
    问：有人说，当您因什么事激动时，您就坐在热水浴盆中，并且自言自语。
    答：当罗尼（里根的昵称）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时，我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当我看到报上有不公正地指责我丈夫的文章，我就进入浴室，并开始同激怒我的记者对话。因为他不能回答我，因此最后占上风的总是我。
    问：在批评总统的言论中，什么使您最愤慨？
    答：有些记者硬说，罗尼不怜悯穷人和老人。这种话完全不符合事实。说他冷酷无情是不公正的。
    问：处于第一夫人的地位，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尽力帮助人们。
    问：您在白宫度过的四年岁月中学会了些什么？
    答：我承认，我真没想到，我会忙到这个程度。当第一夫人真可以算一项职务。我们起床非常早，我的丈夫立即就去工作。他晚上六点回来。如果我们在家用午餐，我们就看看电视，然后罗尼去工作，我也去工作。
    问：您在这些年中有过沉痛的感受没有？
    答：当然有。首先，我的丈夫被刺。然后我的父亲去世，而现在我的母亲有病。
    问：您丈夫的性格中使您烦恼的是什么？
    答：当然，我同他并非始终是和睦的，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当罗尼工作之后回家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出，他在白天碰到了什么极重要的问题和解决了什么极重要的问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罗尼更大的乐观主义者了。
    问：您想在白宫再住四年，还是宁愿过安宁的家庭生活？
    答：第二期竞选的总统通常总是在选举中获胜的，我常常听说，甚至在欧洲也是这样，遗憾的是，当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习惯自己的政府的时候，它已被选出的新政府代替了。当然，我的丈夫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要让他所想的一切都能在四年内实现，那是不可思议的。
    问：您始终否认您对总统的决定有影响。与罗莎琳·卡特相反，您从不到椭圆形大厅去，参加那里的会议。您同您的丈夫谈政治吗？
    答：当然，我们在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有时我谈谈自己的观点，但总统作出决定时是不顾我的意见的。
    问：什么时候您感到特别需要您的丈夫？
    答：在日常生活中和同人们的交往中。罗尼是感情非常外露的人，因此有些人想从中渔利。那时我就进行干预。
    问：看来，您比总统更了解人。
    答：也许是这样，我遵守的是妇女的直觉。

    生活在联邦共和国的日本人都会说，他们感谢德国人，因为他们不担心暴力或刑事犯罪行为。他们对德国生活安宁和秩序良好产生了印象。
    联邦共和国物价比日本低，当然有例外，但是，同
    样质量的服装比日本便宜百分之十至二十。食品，尤其是牛肉，要便宜得多，种类也多。日本人最羡慕的，是房租低。一名日本职员不久前迁居法兰克福，找到了一套离城内办事处只有二十分钟汽车路程的住房。住房约一百平方米，每月房租仅八百马克。而在东京，一套位置大小
    和其他条件相似的住房，至少要一千五百至一千六百马克。德国城市中绿地多、德国人爱好清洁和对外国人友好，也对许多日本人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联邦共和国也有一些东西并不那么美妙。阴冷的冬天，德国人的沉默寡言以及公事公办的态度，使日本人感到不快。

    日本常常谈起「德国病」，就是说，一度充满力量的德国经济如今处在衰退的边缘。
    德国病的一个标志是，工人丧失了工作的原动力。愈来愈多的日本人认为，同以前相比，德国人不是那么勤劳了，根据是，德国工人每年度假时间长。日本工人新年有四、五天假，夏季至多有一周至十天假。而德国的雇佣劳动者有一个月夏休。现在德国工人要求三十五小时工作周。
    不可否认，德国经济力量减弱了；但是，仍有一批日本商人和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经济仍然是强大的，因为它积累的技术财富仍相当可观。
    但是许多日本观察家认为，联邦共和国在尖端技术上已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日本一家家用器具公司的德国
    子公司董事，把德国在尖端技术上的落后归结为三个原因：
    第一，工业和大学的合作不当。
    第二，联邦政府由于坚持自由竞争原则而不愿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承担领导作用。
    第三，对于高级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的职业或劳工岗位的培训，受阻于联邦共和国特有的工匠制度。
    当然，联邦共和国不会甘心在尖端技术方面继续落后于其他国家。已有迹象表明，联邦德国工业已加快步伐，目标是勇执牛耳，填补技术空白。
    观察家已发出警告：德国工业一旦找准了问题，将是一个难以击败的竞争者。
    （译自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七月十日文章）

    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些共同特点。两国地下资源不多，都建立了依赖制成品输出的经济；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废墟上创造了重建经济的奇迹。两国人民都以勤俭和强烈的荣誉感闻名。

    稳定的政治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基础；进入八八十年代后，新加坡政治上努力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经济上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
    “多么大的变化啊！这是原来那个新加坡吗？”时隔十多年后再访新加坡的Ａ先生，从抵达樟宜机场时起不止一次地发出这种感慨。
    三年前启用的这个机场，占地面积是日本成田机场的一点五倍，场内宽敞，设备齐全，无怪乎人们称之为亚洲第一。从机场通向市区的高速公路两旁的景象更令人惊异。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解释说，“这一带原来是海，是填平后建成机场的”。
    出租汽车在突出于海上的高架桥上停住了。这里，左面是金融商业中心的四、五十层高楼群，右边是接近竣工的七十三层大厦。
    但是，变化最大的是街上来来往往的当地青年。他们个子比过去高，服饰时髦，步伐矫健，精神抖擞。街上的行人气质各异，除了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七的华人、百分之十五的马来人、百分之六的印度人之外，白人游客也很多，使人感到这里确是个国际城市。
    涂成白色的板墙里是建筑工地，是去年秋天动工的地铁和高架铁路的施工现场，这项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消除市民乘车难的苦恼。
    最令人吃惊的是，停泊在港口内的船舶多得几乎把整个港湾填满。据说，就在两、三年前，该港的船舶停靠数已超过横滨，跃居世界第二位。包括日本在内，太平洋沿岸的活力，是通过始于中东的石油通道，靠新加坡港来支撑的。新加坡是个小岛，现有二百五十万人，人均国民产值超过五千美元，除了产油国文莱，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稳定的政治是新加坡取得经济发展的基础。人民行动党已执政二十五年，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推行稳定不变的政策。李光耀使新加坡获得独立并带来今日的繁荣。他靠的是审时度势的洞察力、建立新城市国家的强烈意志和灵活的现实主义。可以说，他是赤手空拳建设起这个前途远大的国家的。
    一九六七年，英国宣布从苏伊士以东地区撤军。英国原来设在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占全岛面积的十分之一，新加坡经济一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基地，英军撤出对新加坡是个沉痛打击，但新加坡政府却消灾为福，推行了一条利用基地遗址引进外资，并把岛的西南部的大片沼泽地变为工业区的方针。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加坡从转口印尼的中转贸易改为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即引进外资以更广泛地与世界建立联系。当时，它的目标是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城市”。由此产生了奇迹：新加坡经济开始以每年百分之十三、四的高速度增长。这种增长势头虽然因石油冲击而稍减，但速度仍然很快。
    到八十年代，新加坡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政治上，一直领导这个国家的第一代人正在努力培养下一代领导人。李光耀总理去年已满六十岁。他认为，为了保持新加坡的繁荣，需要人材，因而正在全力以赴地招徕人材。在经济上，从一九七九年起果断实行“第二次产业革命”，目的是使新加坡成为发达的产业社会。（译自六月二十五日《朝日新闻》）

“大夫，您好吗？”“谢谢，教授，马马虎虎！”说明：画面上教授拿扫帚作清洁工，医生拿着小提琴沿街乞讨。（原载西德《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