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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法兰克福汇报》说:中国现行政策牢固地扎下了根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九月一日文章】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影响深远的组织与人事变动,把邓小平的政治方针变成本世纪剩余时间内的党的纲领。
    在过去的六年中(中国共产党现在把这六年评价为进入新时期的过渡时期),邓小平得以使他的以实际可能为依据、以物质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扎下了根。
    据官方说,党代会有三项主要任务:它要同过去的激进主义彻底决裂,并把目前的政策作为党的纲领通过。它要改变党的领导集团的结构,目的是持久地防止权力集中于一个人的现象发生和确保从过于年老的,仍在任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到较年轻的、较有能力的干部的“软”过渡。最后,中国共产党打算把居民在意识形态上重新控制起来,并要求有更多的政治纪律。
    中国领导保证说,这种改变了的内政气候不会影响中国对西方的开放,而这种开放首先被理解为经济合作。中国对外政策的另外两根支柱也将在党代会上得到重申。中国共产党仍然反对苏联的扩张努力;将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中国作为其最有份量的一员希望同它在一起将会在超级大国之间有一个较强的地位。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党的机构如何换人,或者说不管换上哪些新人,邓小平对中国内外政策的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将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加拿大《环球邮报》说:十二大将确保把过去的过火行动丢进历史垃圾箱

    【加拿大《环球邮报》九月三日社论】题:北京的十天
    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现在正转向进行人员更新和机构改革。
    在北京历时十天的党代表大会中,预计中国共产党将宣布对其领导班子进行重大改组,其中包括取消党的主席和六个副主席。
    七十八岁的副主席邓小平将是新的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党的主席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是邓先生的两位重要助手。邓先生同他们两人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实行为消费者服务的经济上务实的方针。他们两人将继续左右中国政权的政策。
    现在使党发生转变的改组和人事变动已对政府机构产生了影响。赵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将把副总理的人数从十三个减少到两个,各部将合并,中央政府中的数千名高级官员将精简。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同样的整顿,旨在把较年轻的军官晋升到比较负责的指挥岗位上来。
    在所有这些整顿中,邓和他的助手们正在尽其最大努力,不仅要清除贪污腐化分子和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而且还要减少或消除那些激进分子的影响。
    本届代表大会的目标将是确保把那一类过火行动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预料新党章将禁止对国家领导人搞个人迷信,并肯定集体领导的原则。
    领导职务改革本身是为了使任何一个人更难于掌握全部权力。本届代表大会还将设法对党的政策进行更广泛的辩论。这在党员有四千万的中国共产党中将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十二大将批准党中央制定的经济政策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日专稿】题:中国开始按照邓小平制定的方案行事
    九月一日开幕的中共党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制定的灵活经济政策和对处于支配地位的新的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都将获得批准。
    预计,这次党代会还要为在三千九百万党员中开展广泛的“整风”运动开辟道路。
    由此看来,这次大会正在成为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邓小平无疑希望这次大会所批准的政策将贯彻执行到本世纪末,中国最终能摆脱构成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党史特点的一系列削弱党的党内斗争。提交此次代表大会批准的组织变动也是邓小平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主席与副主席的职务将取消。党的元老们将组成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以现任党主席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将得到加强,预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将得到加强。取消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看来是精明之举。

秦家聘评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国谋求到二○○○年产值翻番两番》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三日文章】题:中国谋求到二○○○年产值将翻两番(记者:秦家骢)
    共产党主席胡耀邦对党代表大会说,中国的目标是到二○○○年产值将翻两番,使中国“国民收入总额居于世界前列”。
    胡的讲话引起了外国分析家们不同的反应。一个西方外交官认为,这个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的国家提出的这个目标并不是不现实的。
    他说,“如果他们能够在(八十年代的)头五年达到百分之五的增长率,在第二个五年达到百分之七的增长率,然后在九十年代达到百分之十的增长率,那么,他们就会超额完成这个目标。”

日报记者访问我国农村见闻:《中国的农村在变化中》

    【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八日连载文章】题:中国的农村
    在变化中(作者:丹藤佳纪、釜井卓三)
    在中国科学院的安排下,不久前我
    们访问了农业现代化的先进县——湖南
    省桃源县和黑龙江省海伦县的农村。这
    两个县的农村,从土地的耕种到家畜的
    饲养,都彻底实行生产责任制。另外,
    在贯彻“农业致富”的奖励政策以后,在贯彻
    甚至出现了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农
    户。桃源县距离湖南省会长沙二百二十
    公里。桃源的气候很好。我们去访问的
    时候正赶上农忙季节,既要收割早稻又要为晚稻插秧,人手感到很缺。到处可
    以看到全家出动干活的情景,甚至学龄前的儿童也帮着父母干活。
    看来,这种变化是对人民公社实行
    了根本改革的结果。在桃源县的几个人
    民公社里,尽管劳动方式和分配制度有
    所改变,但是,耕地以及拖拉机等大中型农业机械仍归集体所有。出现了新的田园风光
    在桃源县,经过部分承包责任制、小组承包责任制等阶段以后,去年全面改为包产到户。这样一来,便消灭了大家按生产队干部的命令进行集体劳动的情况,恢复了连孩子也干农活的情况。只是,由于各地的条件不同,承包责任制的内容也千差万别。
    普遍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的劳动热情有了飞跃的高涨,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的确增加了。农民特别关心新品种和农业技术,这也是实行承包责任制的结果。
    但是,也不是说一切都好。由于田地的地力不同,离家远近不同,分配各户承包土地的工作相当困难。也听说过农民互相争水的事情。关于农忙时找帮手的事,有的农民说:“与其找近处生产队的外人,不如找远处的亲友。”摘掉了集体的面纱,露出了“个体”,改革收到了成果,但如何引导这种“个体”,乃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轻骑从农村开始普及
    轻骑,在北京也算是稀有的交通工具,可是在我们访问黑龙江海伦县时,在一个星期天,却看到轻骑在奔驰。于是我问向导:“在这样的农村,为什么也有轻骑呢?”他回答说:“因为农民富了,而且农村交通不便,所以优先配售给农村。”我顺便打听了一下有多少辆,得到的答复是该县有三百多辆。
    在“自行车王国”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仅仅是在三年前才看到一般市民骑上轻骑,当时人们曾感到吃惊。在北京,虽然轻骑增多了,但是在自行车的洪流中,还是屈指可数的。轻骑在海伦县如此普及,可以预料,中国的摩托化,恐怕将首先从农村开始。
    正如当局人士指出的那样,普及轻骑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民确实比以前富裕了。靠搞多种经营增加收入
    桃源县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家四口人,夫妇俩,加两个孩子,孩子都在上学。他们种着四亩水田,二点八亩大豆,一亩棉花,一亩花生,一亩苧麻,利用两亩池塘养鱼。此外还养猪、兔和鸡。据说,光养鱼一项,一年就收入二千元。农业收入是一千二百元,加上其他副业收入,去年现金收入在四千元以上。实行包产前的一九八○年收入两千元,因此收入增加了一倍。
    据湖南省当局人士说,年收入在二千元左右的农户很多。另外也听说去年第一次出现了年收入突破一万元的农户。象中国的报道界所报道的那样,在农村的确兴起了建房热潮,这反映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海伦县,草房在逐步为红砖房所取代,农村的住房在发生着根本变化。农业技术革新是课程
    现在出现的轻骑热和建房热,可以说清楚地表明了农民争取提高生活的积极性。他们现在刚刚开始在经济上变得富裕起来,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最近,农村大办婚事也说明农民开始富裕了。今后的问题之一是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使收入增加的承包责任制促进生产的发展。
    农民口袋里的现金,是否能够不只用于消费方面,而用于农业技术革新,乃是解开问题的钥匙之一。新型干部
    在搞农业现代化试点的桃源县和海伦县,我们看到了既能说又能干的干部。干部在发生变化。接待我们参观的干部,坦率地介绍情况,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在座谈会上,中国方面人士表现出来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过去所见不多的。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专家
    在中国确实出现了新型的干部,他们既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常见的那种“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也不是文化革命后复职的那种干部。
    选拔人才,进行新老干部交接班。在现代化试点县,有一位副县长专门抓农业。他们都是些使人感到朝气蓬勃的人,而且他们都是解放后从农学院毕业的专家。过去,县长一级的干部,都是当过八路军或新四军的游击队员。在试点县,这种人很少见,即使有也不多。试点县,不仅有掌握知识的专家,而且有由专家组成的最高级领导集团。试点县的特点之一,就是有两手沾满泥巴的大学教授。黑龙江现代研究所生态研究室主任李教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住在生产大队的简陋的宿舍里,和农民促膝谈心,试种牧草和甜菜。李教授受到了农民的尊敬,自豪地埋头工作。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新一代学者的形象。

纽约《华语快报》评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

    说邓小平讲的「核心是经济建设」抓住了病根,并找到了对症的药方。只要坚持做到把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恢复生机是可能的
    【纽约中文报《华语快报》九月四日社论】题:邓小平抓住了病根
    邓小平在九月一日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中共要进行四大工作:机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干部队伍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并提出了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四化、统一、反霸。而核心是经济建设。邓小平强调,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中共总算摸到了正途。“核心是经济建设”,一点不错。邓小平总算抓住了病根。“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的古话。肚子吃不饱,一切都谈不到。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建设搞不好,不仅在国内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在国际上要受到重视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上的交道,是力的问题,有没有力,就要看经济建设如何。
    中共建政之初,比较上着意抓了一下经济建设,五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经过多年的折腾和一场浩劫,邓小平等终于发现大陆最大的病就在穷。
    现在大病之后,总算找到了对症的药方。看来,只要坚持并真正做到把全大陆工作的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循此渐进,逐步调养,焙补,恢复生机是有可能的。因此,我们读了邓小平和胡耀邦讲话以后,总的印象是:治病对路,前景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