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04-29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妇女周刊》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登该刊驻墨尔本办事处主任拉娜
    ·韦尔斯的一篇访华观感，题为《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国家》，摘要如下：
    在上海一个公园里，一个三岁的女孩子给我唱歌，周围很多人围着，她一点也不怕，她的声音很动听，就象好多孩子们演节目一样。
    早晨，公园不少男女在作早操。他们有节奏地、慢慢地打着太极拳或耍武术。
    访问中国，我们到处遇到人民的友好和热情，也常看到真正的美丽的农村景色。
    每一种生活日用品都有它的价格，当你相信你要买的东西的价值时，付钱是容易的。在中国，正象我知道的那样，价格可能是自由的，但每人都有吃、有住、有穿。没有失业的现象。另一方面，假期照发工资。
    在北京时，我向一个中国官员问到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情况，他无视这个问题。他说“噢！”我借用中国式的英文一词来回答“没有关系。”
    中国儿童虽然不象大人那样成熟，但很安静，有自信心。从两个月起，大部分幼儿由祖母或放到日托的托儿所照管。在他们稍大些后，就转入学令前儿童学习班或进幼儿园。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发展壮大了的大家庭。儿童对所有成年人（甚至澳大利亚人）都叫“叔叔”和“阿姨”。我们见到的所有儿童没有一个是沉默寡言的。
    唱歌跳舞是幼儿园进行训练儿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平常唱的也都是政治性歌曲。在广州一个工厂的幼儿园里，两个四岁的孩子，头上缠着红绸布，非常认真地唱着怀念在台湾的
    “兄弟姐妹”以及在将来如何解放他们的歌曲。在胜利油田的一个幼儿园里，男女孩子一齐唱“长大要当石油工人”的歌曲。他们表演了反映草原女民兵的舞蹈。然后，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唱一首《绣金匾》，怀念“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歌曲。当她快要唱完的时候，泪水已滴在了她小小的衣裙上。幼儿园的主任也哭了。两个伴奏手风琴和钢琴的老师以及拉二胡的老师也发出了哽咽的声音。
    在中国不论到任何地方，政治道德是很高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经常提到的是毛主席、周恩来和“我们英明的华主席”。虽然有一种感觉要人们记起过去几个世纪创建的生活，但中国人衡量历史用的字眼是“解放前”（一九四九年）和“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
    自从“四人帮”垮台以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政策更加磊落、大方、自由、轻松。尤其表现在教育和艺术方面。但是在中国有关惩罚的法律并没有松动和自由。
    中国人很幽默。由于这种缘故，使他们的黑眼珠闪闪发光。
    中国的商店不仅货多整齐，而且买卖兴隆。在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很难靠近化妆用品柜台。当我设法靠近时，发现柜架上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好多面容大方友好、留着两个弯曲的、齐肩的小辫子的中国姑娘们挤在柜台旁。在另一个柜台上，黄红兰绿的质量好的棉布衬衫销售很快。买这些东西需要布票。买毛料不要。当时，灰兰色的棉毛衬衣衬裤卖的最快。
    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穿着毛式服装，但少数民族例外，如藏族就穿着五颜六色传统性的民族服装。所有的中国儿童都穿着发亮和多种式样的衣服。我发现，整个的气氛是和谐的，没有压抑的现象。各个人的个性很容易发现，你用不着看穿的是什么衣服，只要你看人就好啦。
    不能损害妇女之美和改变她们的谈话方式。大多数妇女除家务外都有工作做。正象男人们经常重复说的那样“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甚至这个国家的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我们并进行各方面交谈时，他也不否认这一点。在那荒漠的胜利油田，石油工人的家属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如何用能干的双手建设农村的。这里妇女的宿舍区很宽广，她们用车拉水和泥做土坯、烧砖盖房子。她们开垦盐碱地种庄稼。她们建立了学校。原来只能叫自己的孩子看家，现在终于做到了每周有一天“休息”。留在当地生活的妇女，每年可以看其丈夫一次。
    “你们如何渡过这一天？”我问。经过讨论，他们是这样回答的：“这一天，我们做家务事”。
    我们应邀参观了一个家庭。这一家老少三辈，共八口人，三间房。这是一个相当幸福的家庭。他们有两台缝纫机、五块手表、一个闹钟、三架收音机、十五条被褥。在一间用白灰粉刷的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张非常有趣的表格。这是一个家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表格。全家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根据他或她在工作和学习方面的表现，每个成员都可以得到一个分数。分数低的意思是应受到批评，批评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惩罚办法。这个村的家庭，没有一户有洗澡间和自来水。二十户人家共同使用一个水笼头、一个洗澡间和几个公厕。
    妇女从国家领取收入，有些妇女还增加了工资。大多数妇女有存款。有些人存款是为了买缝纫机。有些是为单纯的存款，他们说，他们还不想花钱去买任何东西。
    在上海，我们会见了一位女歌唱家和一位女演员。她们没有象西方社会那种打扮和装饰。女演员祝希娟和女歌唱家余红仙对我们说“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一个崭新的文艺时期开始了。这儿举一个例子，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东方红歌舞团预演节目。开始几个都是政治性节目，广大观众对此表示不过瘾。然后，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身穿一件粉红色衣服，由她来报幕。后来演的节目并不是新的，十年前曾演出过，今天是十年后第一次演出。
    现在的教育有了新的航向。大学入学报考人数在增加。每个人都可以提出申请，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他们必须是德、智、体全都高水平的”精神去挑选学生。在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的一位二十岁的女学生巩巧英对我说：“现在强调借阅外国书刊了。在粉碎‘四人帮’前是不行的。”
    在中国，男女青年初次见面首先要考虑双方的“政治思想”情况。然后经过数年的友谊就结婚了。鼓励人们不要超过两个小孩。大部分妇女吃避孕药。
    在由胜利油田经淄博回济南的路上，平静、热情和相互信任充满了我们的小轿车，旅途经历了几个小时。我们在车里用英文和中文写诗。
    在中国，不浪费一点东西。学生放学后，就去采集树叶作肥料。废灯泡、收音机、废电池要回收。几个世纪来，中国人有着天生的勤奋力。提起故宫、十三陵、长城，就会知道生活的前景在发展。从天空看地球，唯一能看得见的就是长城。在中国有八亿人口，她的面积和澳大利亚差不多。在大城市人虽挤，但和纽约、伦敦、东京比起来就差远了。
    关于中国的情况是很丰富的，她不仅是象征性的，而且也是迷人的。要真正的了解她，需要花费毕生的时间。

    【美联社香港四月十七日电】《亚洲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陈列的某些商品的美元价格稍有上涨，但是中国人民币的价格则未变。
    这家晚报从广州发出的消息还说，本届交易会还有这样一些特点：“气氛有了改善，中国贸易人员态度热诚”，而且由于时间安排得比较好，不那么拥挤。这则消息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商人的话说，“这次交易会开始时交易活动很缓慢。……按照传统，要在交易会的最后两个星期才开始买东西。此外，这次交易会是十五日开幕，星期天也不休息，因此一个星期时间拉得很长。人们不愿太匆忙。”
    据报道，交易会的另一位参加者、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香港代表约翰·卡姆说，“我认为，中国正在设法对客商出入交易会的时间作比较细致的安排。这次交易会不是那么拥挤，对此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前几次交易会的情况非常糟糕，人们上午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然后还得挤着进去。”他还说，中国向美国厂商提出，每个厂商最多只能有三人参加。这家报纸说，香港商人接到通知说：除非收到明确邀请，否则不要来参加开幕仪式。
    这则消息说，参加交易会的人还注意到：“交易会内各种标记多了，而且写得比较明确，叫出租汽车方便一些了，尽管美元下跌，但是中国人还是愿意用美元标价。”
    这家报纸说，然而，一个澳大利亚商人说，来客需要二万间房住宿，但是中国可能提供五千间房。
    中国没有透露参加这次交易会的总人数，但是香港的中共大报《大公报》昨天报道，正式接待了六千五百名前去参加交易会的外国人。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香港和澳门的商人以及出席交易会开幕式的所有外国人。
    该报还报道卡姆预言，“这次交易会将是一次非常出色的交易会。我听说，与上届交易会相仿的若干大宗交易正在谈判之中，或者已经谈妥。……我认为，与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交的总额不会创新纪录”。
    这家报纸说，一位日本外交官说，已安排三千二百五十名日本商人参加本届交易会，比上届交易会要多二百人。

    【美联社东京四月二十一日电】（记者：罗德里克）约翰·凯瑟克爵士（他是同中国做生意的主要商人之一）今天说，北京实现现代化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可惜欧洲人没有共同来”帮助提供这笔资金。这位前怡和洋行董事长说，同中国贸易的“机会很多很多”。他说，中国同日本最近签订的二百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同贸易总额比起来只是水桶里的一滴水。
    他在这里的英国商会说，中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地方，他们无疑还会转向美国。美国的贸易一定会增加，的确存在着一些涉及到台湾的问题，但是，我希望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在今后几年，我们将看到美国发挥其作用”。
    约翰·凯瑟克爵士（他现在是怡和洋行董事）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在同中国做生意，经常去大陆中国。
    他说，由于中国领导人公开支持已故主席毛泽东关于国家要自力更生的理论，使他们提出的在二○○○年使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复杂化了。
    “这就是说，他们不想使中国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他们由于借了很多钱而感到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他们不想使自己受到华尔街或者伦敦和苏黎世的金融家们的控制”。
    他说，这种政策，“在我看来几乎会无限期地贻误事情。我看不出如何能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在二十五年内使中国现代化”。
    为了说明中国需要走多长一段路程，他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它现在的贸易额只占世界贸易额的百分之二。他说，一九七七年，中国的总贸易额是一百四十亿美元，而香港是一百八十亿美元。
    他说，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消除了外国的干涉，“使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尽管生活水平仍然很低。
    他说，中国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度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现在在问：“现在是我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