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09-18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十六日电】卡特总统今天结束了同法国总理巴尔的两天会谈，他说，美国政府将在九月二十四日就协和式超音速运输机作出决定。
    卡特说：“这项决定将说明对协和式飞机的噪音所加的某些限制以及遵守我国政府关于试验期应该得到尊重的说法的情况。”
    九月二十四日是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试验期结束的日期。在这项决定中，可能把试验性飞机扩大到也许其他十二个美国城市，如果当地批准的话。
    其他可能的城市包括达拉斯、休斯敦、洛杉矶、旧金山、安克雷奇和波士顿。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六日电】美国总统卡特今天说，他正在设法安排他的时间表以便使他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法国。
    卡特对记者说，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部分原因是不知道美国国会今年何时休会。
    法国总统德斯坦在今年五月的伦敦最高级经济会议期间对卡特提出了邀请。卡特当时在原则上接受了他的邀请。
    【美联社华盛顿九月十六日电】白宫关于卡特和巴尔的会谈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范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这项声明表明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了一般的协议。
    声明说，卡特肯定了美国对西欧防务所承担的“明确的义务”。
    两位领导人也一致同意有必要在防止核武器的任何扩散的同时采取“强有力的富于想象力的措施”来发展核能。
    巴尔强调迅速实施卡特政府的能源计划的“极端重要性”。
    法国认为，美国对能源的需要量的减少将减轻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压力。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九月号刊登古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看到华体制的新特色》，摘转如下：
    去年十月华国锋粉碎“‘四人帮”，这实在是中国在开国元勋逝世以后，晋入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新时期的开端。
    去年十月事件时，我正巧回国，亲眼目睹了许多激荡心怀的场面，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时代很快就露出的新特点的端倪。
    今年三月，我又获得了回国的机会。这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去了广州、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北京等六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经安排的观光或活动，作为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接触到了一些亲戚、朋友和普通老百姓，看到了一些公开的文章、报刊和大字报。我的目的是作一些调查，尽可能地把个人的感情因素排除在外，而更多地诉诸于理智，客观地、冷静地来看华体制下的中国。
    我想在这篇文章里说明的是：华体制执政半年来的中国发生了些什么？它得到人民多大程度的拥护？以及华体制的新特色又是什么？从而多少可以从中国的现在推断一些中国的将来。是“毛泽东时代的终结”吗？
    有些人认为：毛及一些开国元勋的逝世，是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到中国实地走一趟，作一番哪怕是很粗浅的研究，就会发现，这类见解实在是十分草率的。
    听说毛泽东逝世前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经说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走了；一件是文化大革命。
    海外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夺权运动。从文革初期崛起的几个活跃人物到“四人帮”的被清算并退出历史舞台为止，不难诱导人们误解为：毛的文革最后已经失败。但是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人在议论中却没有同意这种说法的。大家觉得：一件事要看它是成功或失败，不在于某几个人物的升迁或沉沦，而首先在于这件事的要宗是否得以实现。毛发动文革时，所担忧的是中国走不走苏联蜕变的道路的问题，因而着眼于清洗党内的被认为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主要是指刘少奇。如果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在最初几年便已获得了成功，可以顺利结束了。但是在动乱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首先暴露出来的是林彪一伙的野心家，继而又渐渐崛起了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官集团。这些人的暴露是有一个过程的，何况这些人已经窃取了一部分权力，他们平常说的，又都是比左派更“左”、比革命派更“革命”的言词，尽管老百姓都有感觉，但一下子要搞清在这些“左”的旗帜后面藏的是什么货色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无论怎么说，事情的最后变化总是向着真理得胜、人民得胜的道路前进的。江青等虽然猖獗了一阵子，好像就可以金冠到手、龙袍加身了似的，但却终于逐渐被毛所察觉，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清除了。清除了这帮人，革命队伍较纯洁了，社会更前进了，毛的路线、思想、政策在排除干扰以后，得到了更好的贯彻。我在想，毛的一生从事革命，毛晚年所献身的文革，就是为解决“国不变色，党不变修”的问题。华确实没有辜负毛的期望，在毛离开世界不到一个月的短时间里，便解决了可能使革命中途夭折的最大危机。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赢得亿万人民如此深挚的热爱和无上的崇敬。尽管周总理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他的形象却是人民心中的一团火，随时都温暖着人们的灵智，随时都烧旺着对江青集团的愤怒和仇恨，随时都点燃着人民为美好未来坚强奋斗的决心。“想起周总理，泪飞顿作雨”。一点也不假，在中国，每一个与我谈起周总理的人，马上便流露出崇敬与怀念的深情，诉说着周总理生前死后流传的无数故事，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也无不生动地刻划出周的崇高形象。
    “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听说去年清明节前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人写过这样的句子，也许这就是人民为什么如此怀念总理、敬仰总理的最好回答了吧！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我曾经想，将来得中国天下的政治家一定会遵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路线与政策，否则是不可能统一中国的思想和民心的。这决不是顺应民心、附会民意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政治手腕，而首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代表的是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继承毛泽东、周恩来，首先就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连贯性和正统性，同时也使中国革命的明天，有了一个光明的新的起点。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狂飚中照亮万物的闪电，那么周恩来就是摧毁黑暗势力的轰雷与风暴。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建设的设计师，那么周恩来就是最好的总工程师。如果说毛泽东代表的是理想和信念，那么周恩来代表的就是使理想付诸现实的苦干精神和坚韧意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革命的体现者和最辉煌的代表。否定毛，反对周，国必亡，军必乱，民必反，这是千千万万老百姓都领悟的道理。但是“四人帮”却权迷心窍。在他们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周总理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所以他们甘冒自绝于人民的天下大不韪。也许去年十月六日以前人民起来反对王张江姚集团的斗争是建国以来最自发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潮流运动。
    这次在南京，适逢清明，正是中国祭奠英烈的传统节气。我也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拜谒了雨花台烈士陵园和国共谈判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首席代表驻南京的办事处梅园新邨——梅园新。精制的花圈正是人们无尽哀思的写照，谒拜的长队更是人们赤诚怀念的缩影。这间曾经处于国民党特务包围中的办公室，虽然简朴而又狭小，却曾容纳过一个多么伟大、光辉的身躯。我不禁意识到：怀念和学习周总理，实在是一种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的，周是中国革命的砥柱、民族的灵魂、国家的英萃，周是亿万人民心中的一座高大的丰碑。大治正在带来大变
    面对“四人帮”干扰后留下的一大堆问题，如此庞杂、如此繁琐，需要何等的力量、何等的魄力、何等的智慧才能处理呢？这半年，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的变化，使我不能不惊奇的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中国已经走上了新的轨道。在这里，我发现大治——抓纲治国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口号已经压倒其他一切，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新的特征。
    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确实已经有了起色；无论是工业、农业、科学、教育、文化及其他领域，都动起来了。当你在中国大地上旅游，你会非常鲜明地感觉到一种气息：生机勃勃的气息，蓬勃向上的气息。这些年来，我每年都回国，看到了中国的许多令人振奋的变化，但是也碰到一些使人忧虑、苦恼、烦闷的事。譬如说，我有一些老同学，在技术上有些造诣，可是回国见到面，很少谈起工作，问起他在搞些什么专题，他们便对我苦笑一下，把话题转到生活琐事上去了。我不禁感到十分纳闷。
    又譬如，有一次我发现，有些中学生对读书不很用心，我问起所以，想不到他们若无其事地回答我说：“反正我是‘硬档子’”。我不懂什么是“硬档子”，一问才知，原来根据他的条件，毕业后他将肯定留在城市工矿工作。我把他们都归结为缺乏积极性的问题。在我看来，积极性是社会繁荣的标志。毛的政策正是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类情况呢？这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四人帮的垮台也澄清了我思想上的混乱。确实，江青一伙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弄得是非不清、赏罚不明、真假不分、善恶不辨。
    去年十一月，我离开中国回程时，曾认为积极性的恢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将是华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次回来，没有想到，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人民的积极性会这样快地迸发出来。（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这一深刻变化告诉我的是，华执政以来发表的第一篇毛的文章《论十大关系》，正在发生何等深刻的影响。
    据说自称为马列主义发展第四里程碑的“张春桥思想”曾经攻击毛的《论十大关系》是“对右派有利”，所以严密封锁，迟迟不予发表。而《论十大关系》的精髓，正在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一战略思想，才有可能使毛领导的中共，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由失败到胜利。我想，一种政策的成功与否，端视它能够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是它得到的人民的拥护到什么程度。民主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如此。看来，从人民的拥戴、积极性的恢复和发扬上看，华的成功已是有目共睹了。科技工作者热泪盈眶
    说实在的，在过去几年中我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担忧的。因为在我想来，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固然首先需要有革命家的领导，但倘若对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缺乏深切的理解与重视，得不到应有地位的话，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有效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设想的。几次回国与一些从事科技工作的友人见面，我都发现他们隐隐地流露出一些沮丧颓唐的心情。我当时觉得奇怪：难道周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能触动他们的灵魂、激发起他们蓬勃的创业之心吗？后来我渐渐不安地发现，四个现代化不但从报纸上消失了，而且若隐若现地成了江青集团批判的靶子。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在我看来是将科学研究降低到实用主义与权宜主义的做法。我的思想感到非常混乱，难道中国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是否定理论、取消研究、把科学降低到仅仅解决几个实际问题吗？再有使我疑惑不解的是，有些朋友连国外的一些科技资料也不敢看，据说是为了怕给扣上白专道路与洋奴哲学的帽子。在我这个从国外回来观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囹圄。我总觉得这种做法与毛的教导完全是两回事，但也不敢把我的疑问与国内的亲友讨论。“四人帮”一垮台，我便抱着一种拭目以待的心理，期望华的体制能将科学技术问题提到应有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现代化和新生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老实说我决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迅速、这样明朗的提出来：今年三月，《人民日报》与各大报刊以头条地位提出了科学现代化的问题，发出了科学研究要走在国民经济之前的号召。这次回国，听一些朋友讲科学部门在打倒“四人帮”后科学界扬眉吐气发生了枯木逢春的变化，一些朋友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江青集团是想从科学技术部门打开缺口，把矛头直指坚决主张四个现代化的周总理，所以挫伤了许多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民族性格正在发生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后裔，我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古老文化和光荣传统，一直是充满着自豪和自信的。在我看来，勤劳、敦厚、纯朴、诚挚是我们民族杰出的传统特征。建国以来，这些特征在毛的倡导和培育下，更显示了它光辉的新面目，在世界人民中赢得了友情与信义。但是后来在‘“四人帮”篡夺了一部分权力以后，我却发现了一些颇为使人忧心的事。记得前年我回国时在商店里购物，我多次招呼一个售货员，他却视若无睹，只管继续与同伴聊天。当时陪我的亲戚向他提出意见说：“同志，请你注意为人民服务。”他却十分蛮横地答称：“是的，我是为人民服务，但不是为你服务；你代表不了人民。谁知道你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他的话，从话面上讲没有错。但是使我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说假话，为什么要打出这么“‘革命”的漂亮言辞呢？难道事情真的象他说的那样吗？我发现这一类事例并不是孤立的，而更使我不安的是，我发现说大话、说假话、说漂亮话而不办正事，靠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风气有所增长，有些情况明明存在却不面向事实、承认事实。我不禁觉得奇怪，中国向以唯物主义的严肃态度为传统，何以会出现这样不正常的状况呢？事实上，我发现我的忧虑也是许多我在国内接触到的人们的普遍忧虑。
    我深深地感觉到，林彪与江青一伙对中国最卑劣的影响之一是对我们一部分民族性格的败坏。对这个问题，我曾认为，要肃清林彪和江青在这方面的流毒，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就能见效的。现在看来，华的行动还是相当快的。华在十月六日事件以后的短短五六个月中就迅速地开始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我称之为中华民族性格的社会风尚。大庆油田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的“三老”精神也响亮地提了出来，以正克邪，伸张了正气。虽然深刻的变化还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我在中国旅行接触到形形式式的人物时，已深深感到毛所倡导的、周用毕生向人民作出的光辉表率的优良传统，在华的体制下正在赢得新的青春。
    与此相应的一个变化是，华体制下正在恢复毛所倡导的、周所推行的求实精神，不再象“四人帮”那样，光靠喊口号过日子，而开始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正视问题，把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源源本本地告诉人民，从解决实际问题开始，正在不断地激发起人民苦干实干的精神。看到这一切，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头感到热呼呼的，每每睡不着觉，我依稀感觉到：中国跨出了结结实实的步伐，这正是走向繁荣昌盛的新的起点。陈老总没有死
    最近我注意到几件事：一件是一月初为纪念陈毅逝世五周年发表的陈毅诗抄；一件是四月初为纪念董必武逝世两周年发表的董老诗“九十初渡”；一件是记叙大革命时代老资格革命家贺龙的电影《洪湖赤卫队》的重新上演。这一类事，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激流中虽然只是几朵浪花，但我却把它看作是华体制下决心恢复革命传统和给予老一辈革命家以应有的地位的标志。
    近几年来，老一辈的革命家象陈毅、贺龙、董必武等好象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一般，报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了。多年以前提倡的革命传统教育也早已从报上销声匿迹；甚至于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和《蝶恋花》等戏剧、评弹等也从中国的节目表上一笔勾销了；六十年代曾经是家喻户晓的“雷锋精神”似乎也被藏进了历史的博物馆……它带来的直接恶果是：革命的历史被渐渐淡忘了。加上前一段时期报上令人奇怪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对民主革命派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更造成一种不敢提及过去光荣革命历史的气氛，它渐渐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革命是从江青张春桥之类开始的。
    这种奇异的变态，不必说在国内引起了人民怎样的感觉，老实说，连我这个在海角天涯游荡了近二十年的华裔子孙也感到忿忿不平。不管时势发生什么变化，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碧血的英烈，永远是值得纪念的。且不说严复、谭嗣同一类为寻找中国道路而牺牲的改良主义者，也不说为推翻帝制、驱逐鞑虏、光复中华而献身的廖仲恺与中山先生，难道连在东条英机屠刀下和在蒋介石的渣滓洞、白公馆中壮烈捐躯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都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吗？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我想要是陈毅、杨开慧九泉有知，一定也会和寂寞嫦娥一起畅舒广袖、引吭高歌的。
    随着“四人帮”在政治上被清洗，老一辈革命家的功勋得到应有的评价，他们的经验将会得到重视，在谋求中国的繁荣昌盛的奋斗中将会进一步发挥作用。象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精神也会进一步得到倡导。八亿神州挽起了袖子我总觉得，一个国家倘能团结统一，上下一致，生机勃勃，不断更新，埋头苦干，奋发图强，就大有希望。几千年来，善良的中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吗？
    “四人帮”擅政之后，只知道篡党篡政，跋扈飞扬，把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抛到九霄云外，神州共愤。“四人帮”被粉碎，给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半年，中共也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以惊人的效率和强力的措施，迅速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和生产面貌。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华是中国的农业问题专家，而中国执行着“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方针。华不失时机地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显示了立足农业、以农业为国民基础的思想不会改变。华在一九七五年主持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今后五年每年建成一百个大寨县以及到一九八○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全国性目标。华并提出了“全党办农业”的宏伟安排。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那次会议的计划与成果受到了损失。今年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和连续不断的震灾，许多亲友都兴奋地提到各单位抽调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支援农业抗旱的幅度。他们满怀信心的表示，大治压大旱，一定会夺得一个新的丰收年。
    在北京，最近连续召开了轻工、煤炭、冶金、铁路、石油以及国防系统的全国性会议，而特别是召开了“工业学大庆”会议，显示了中国经济全面兴旺的迹象。华为工业所提出的表率依然是大庆精神。这是毛亲自树起而在周的关怀培育下赢得了成熟经验的一个工业模范。华并在最近发表了毛关于鞍钢宪法的整个批示，为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许多贸易界人士都十分关心中国的外贸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想外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四人帮”破坏干扰外贸的影响被肃清，随着崇洋思想与合理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以利国家建设的界限被划清，我相信外贸的门户将会开得更大一些，形式也会更活泼、更生动些。但华体制将继续恪守毛倡导的“自力更生”方针，加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财政、资源、动力等多方面的因素，这方面的发展将会呈现出稳健和渐进的形式。中国的自力更生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具有了传统的一个可以信赖的政策。它使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大受世界经济变动的干扰，同时也从经济上保证了中国政治上的独立与自主精神。这已经成为中国的国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华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将会以自力更生为奠基石而出现一个形式上丰富多彩的、相对活跃的外贸新图景。
    在大庆与大寨精神的倡导下，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被“四人帮”摒弃的规章制度正在合理地重建；劳动纪律也在逐渐完善；久已废除了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也正在蓬勃开展；争执多年的所谓奖励制度也在逐渐明朗。结束语
    影响了中国近四十年的毛与周给华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这里有千百万烈士用鲜血浇开了的繁花，有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浩然正气，有八亿双手绣了一角的瑰丽织锦，也有留待人们去征服的新的征程。在这个失去了毛与周的国度里旅行，无论在工厂与农村，在学校与家庭，在古老的长城之巅，还是在五羊城熙攘的街头，你都可以深深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感情与理智，指挥人们战斗！
    但是，过去的毕竟过去了，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的功勋已经载入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史册。华正遵循着毛的道路，在周的光辉榜样的引导下，创造新的业绩，写出新时代的新篇章。
    我是带着疑问和希望返回故土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换得了喜悦与信心。因为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较她的昨天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