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09-13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九月六日译载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查·哥弗利，文章题目是《加拿大医生谈中国医疗》，摘要如下：
    在中国的三个星期，我访问了十二个医疗卫生机构。我看过断肢再植、赤脚医生做腹部手术、中草药治愈严重疾病和手术后病人从手术台上坐起来跟他们的外科医生握手。
    自从毛泽东主席指示西医必须学习并应用传统的中国医疗方法后，中草药便被广泛地采用。广东肿瘤学医院有一间房，堆满了刚从乡下运来的中草药。
    中草药形成中医的一条腿，针灸是另一条腿。西方现在也有针灸热。
    在武汉第二教学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医生告诉我，这间拥有八百张病床的医院，有一千二百位医务人员。他们除训练护士、赤脚医生（六个月课程）和三年毕业的医生外，其主要任务是维持一个日诊二千病人的门诊部。中医部医治聋哑、过敏性疾病、半身不遂、神经性脚下无力、风湿症、子宫下垂症和贫血症。这些病症都接受针灸治疗。有些针灸的针接上电池，以产生震动刺激；有些烧艾以对针身加热；有些则以酒精灯加热。在一个地方更以维生素注入针灸后的针孔。这种治疗便宜易行，又没有副作用。
    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指出，中国依靠农村，必须改变医疗保健的方向，把医疗保健带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去。由于医疗人员的短缺，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赤脚医生和医疗队。这些从公社或工厂选出来而有高度觉悟的工人或农民，学习六个月的基础课程后，便回到原单位去，有病人时诊病，没有病人时便从事一般的生产劳动。
    草药由各地区种植，赤脚医生的工作之一便是收集草药。
    有些地区的赤脚医生能做腹部手术，如割除盲肠、胆结石手术，甚至胃切除手术都能做。
    医学研究也搬到乡下去了。研究计划的领导人也到疾病发生的地方去，在农村作进一步调查。在上海第二野战医院，我们讨论了医学研究。十二年前我对断肢再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姓谭的医生告诉我，他们现在更加进步了，能够断指再植。
    在武汉、郑州和其他都市，我见到很多这种例子。
    大多数的医院都从事实际生产活动。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我看到种植的草药和大面积的茄子。所有这些都是医院的一部分。在这间医院，有好些截瘫病人，这是去年天津地区地震灾害的结果。到处可见人民以最大的热情使灾区复原。
    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行医的医生，总会想到卫生保健的费用，于是，我私下问了卫生部科学研究及教育司司长。他未能给我一个数字，用以表明由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健壮成人所花去的费用。但是，他说在解放前只有二千多种草药，现在有五千多种，解放前只有八百名医生，现在有二十九万医生和六十三万其他医务人员，医院的病床也由解放前的六万张增加到目前的一百七十万张。
    拥有一千张病床的上海精神病院，是有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市唯一的精神病院。该院革委会主任告诉我，除住院病人外，他们每天要看五百个上下的门诊。他们有八十三位医生和二百九十名护士。
    每年约有三千至四千病人住院，其中百分之十三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中又以妄想症最普遍，患紧张症的比较少，由生理引发的更是少之又少。
    令人惊奇的是如上海这样大的都市，并不需要更多的精神病床。我的主人宣称：在人民共和国，精神病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月三十日发表克伦普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天分高的人今后可以直接上大学和高等院校。只要坚持体力劳动和直接接触农村劳动环境的教育原则，城市青年仍要被安置在他们各自城市的郊区。
    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问题。体力劳动是无产阶级教育的一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官员、干部，按照毛主义的观点，不应同生活的基本条件失去联系。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新领导也坚持这种严厉的教育原则。
    以江青为首的那些已被剥夺权力的极端分子所搞的那种过分行动，显然正在被消除。比方说在那个时候，高级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从他们的正在建设之中的武汉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作岗位上消失了。德国安装师就这样说过。
    但是，所以做出这种修正，主要可能是因为，这种过激的教育理论要那些中学毕业的天分高的人和正在大学里学习的学生，把体力劳动看得比专业学习还重要。用这种办法，就使中国的经济和科学陷入不可能达到现代文明发展的技术水平和收益水平的危险之中。
    有一系列的迹象表明，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危险，并且正着手矫正教育路线。比方说，重新上台的邓小平在第十一次党代会闭幕辞中所讲的那些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一定要……少说空话，多做工作”。这也是对四人帮进行的谴责之一，人们谴责他们到处散布意识形态方面的空话。
    中国通讯社新华社当前一直在报道尊重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意义。从事分子研究的化学家唐敖庆对中学生说：“你们要努力，用科学和技术来为祖国服务。”
    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到场是要突出这次科学座谈会的意义。
    今天的重点不同了。党的首脑华，邓小平和方副院长不错过机会，在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了正在祖国探亲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并且设宴招待他。中国的一些第一流科学家也参加了这次非同往常的接见。
    科学在中国现在是最重要的了。

    【本刊讯】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九月二日刊登威廉·比彻发自东京的一篇报道，标题是《在北京幕后一瞥就可以使一些老调烟消云散》，摘要如下：
    老调是很难消除的。当我上周第一次到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时，我的脑子里装了许多老调。
    老调之一：中国是个单调、没有色彩的地方，它的男人和妇女穿的都是没有线条的、分不出性别的灰色衣服。
    当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到市中心时，这种印象立即遭到事实的非议，因为在一些主要大街上有成千上万参加游行的人，他们打着上面写着金字的红旗。儿童们挥动着彩色缤纷的纸花。他们大半穿得漂漂亮亮，带格子的，白色配蓝色的，粉红配黑色的，十分显眼。
    他们是在庆祝党代表大会闭幕。但是即使在平常日子里，骑自行车或步行的男女的穿着也很多样化。姑娘们喜欢穿花衬衫。两年前在北京呆过的记者说，穿着五颜六色是个新情况。
    确实不存在象香港那样的超短裙或台北的那种叉开得很高、身子裹得很紧的旗袍。中国不准备穿迪奥尔时装公司的产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在穿着上想有自己的特色。
    老调之二：中国人是最辛勤的人，他们象许多蜜蜂一样从早到晚地劳动。
    四天半的时间无法使我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但是使我吃惊的是，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许多人似乎是在北京逛大街，而在玉米地和稻田里干活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老调之三：由于农业落后，没有实现机械化，中国在养活其每年大约增加一千五百万的人民方面遇到了困难。
    北京南郊的红星公社不是一般的农场。它是个供参观的农场。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机器修配站。它为了保证拖拉机和卡车正常行驶而制造任何损坏了的零件。
    在机器修配站里，车床、钻床、镗床和磨床排成一排，煞是壮观。尽管为了使美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工人们辛勤地劳动着，但是许多机器还是闲置着。这种情景（据外交官们说，这种情景在全国农村比比皆是）既表现出力量，也暴露了弱点。公社不需要依靠别人保证它的农机运转。但是昂贵的机床却未能充分发挥它的用途。
    尽管如此，一旦发生核战争，正是这种效率不高的办法将帮助中国恢复战争创伤，因为每个农场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社会，它能够提供它自己需要的大部分东西。大城市的工业可能遭到破坏，但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能够几乎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九月六日刊登奈杰尔·韦德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声响折磨》，摘要如下：
    中国工人正在因不断地受到广播官方公告和革命音乐的高音喇叭的折磨，而几乎要发疯了。外国人也受到了折磨。在北京我所居住的宅地，有数百家外国人几乎每天早晨五点刚过不久就听到高音喇叭的立体声广播。
    在后面，我们听到一个建筑工地上广播《人民日报》上的消息，而在马路对面，通过高音喇叭向修筑立体桥的工人发出喊叫声。
    在东部庐山休养地，除了星期日，高音喇叭每天从早晨五点半起就以吹号声打破宁静。
    现在，中国人似乎愿意承认做得太过头了。江苏省的一位被激怒的乡村教师黄道义写信给《人民日报》说：“老师喊破嗓，比不上喇叭响。”
    他说，高音喇叭太多了。有些喇叭正对集镇，影响职工睡觉，干扰医院的病人。凌晨二时广播通知
    在他的学校附近，高音喇叭广播每天长达十二小时，有时还不止十二小时。
    当地方上的党的干部外出参观时，高音喇叭凌晨二时就广播通知，广播送别音乐。成年累月的大声广播闹得人们不得睡觉，弄得学生不能专心准备功课。
    他说，应减少高音喇叭，缩短播音时间。地方官员在回答他的信时承认存在着问题。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九月六日电】《中国贸易新闻》星期二报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数月购买了约八千万美元的挪威和日本的石油钻机以及美国的石油勘探设备。
    下月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刊物《中国商业评论》将提供这些交易的详情。这些交易，表明了中国政府利用西方的技术援助加速石油勘探的计划。
    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说，“最近数月”美国就向中国出售并运送了价值三千多万美元的石油勘探与开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