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03-02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在伦敦出版的《非洲》月刊一九七五年一月号刊登卡杜马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坦桑尼亚：同中国的联系》，全文如下：
    可以说，很少有非洲国家象坦桑尼亚那样从中国援助中得到那么多的好处，尤其是从质量上而不是从数量上来看，中国援助的情况更是如此。
    中国向坦桑尼亚提供的援助是名副其实的援助。它是真正为了实现国家的自力更生的援助。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中既有赠与，也有在二十到四十五年中偿还的无息贷款，而且中国援助的项目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工具。
    从中国援助中获益的项目包括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座短波发射台、友谊纺织厂、乌邦戈农具厂、国民服务队的一座制鞋厂、在纳钦格瓦的一座木材加工厂、在鲁伏和姆巴拉利的国营农场以及造价数百万先令的坦赞铁路。
    首先必须从中国和坦桑尼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制度来看待中坦关系，虽然坦桑尼亚刚刚开始缓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果说它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宣布进行总体战是同中国结盟的充分理由，那是错误的。坦桑尼亚在不顾严重困难而想改变它的社会的努力中将会发现建立较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中国——的经验是十分适用的。
    中国的援助是及时的和急需的，因为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坦桑尼亚可能轻易地退缩而回到一种形式更坏的资本主义。中国的援助也是恰到好处，因为中国支持的部门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为了教育人民和使人民充分了解情况，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大规模的新闻工具。现在正在修建的短波发射台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友谊纺织厂——它利用本地的棉花以及一种大量使用劳力的工艺——是在对布匹的要求增长十分迅速以及为城市人民提供更多工作的必要性十分迫切的时候建成的，这座工厂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要。
    坦桑尼亚主要是个农业国。因此它需要农具以及良好的农作物耕作方法。一座农具厂的建立为技术的改造创造了基础，而这两个国营农场为提高产量铺平了道路。例如，鲁伏国营农场每英亩生产二点五吨大米，而当地一英亩只生产不到一吨大米。仍在发展中的姆巴拉利国营农场每英亩已平均产一点五吨多一点。坦赞铁路有助于开辟挖掘农业和矿产潜力的广泛范围，从而为坦桑尼亚持续发展自力更生建立了甚至更坚强的基础。当这条铁路越过赞比亚边界时，坦桑尼亚南部的图库尤区的煤和楚尼亚的铁矿就马上开采了。它们将同中国已经同意资助的另一条铁路连接起来。
    在桑给巴尔，中国已帮助建立了制鞋厂、糖厂和香烟厂以及一座拖拉机和机械工具厂。中国还援助稻米种植农场。在中坦合作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已在各方面向坦桑尼亚提供了二十五亿以上先令的援助。
    只有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挪威和丹麦，对坦桑尼亚也是慷慨的。中国的援助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需要把它的资源用于自己的发展。
    中国援助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中国资助的大部分项目是中国人自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建的。
    坦赞铁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上还会有任何其他国家以这样快的速度和这样低的费用修筑它是令人怀疑的。
    中国人通过在坦桑尼亚所做的事情表明了他们是多么刻苦。在全部过程中，中国人要确信，他们尽可能多地利用当地材料和设施。他们住在当地人使用的用红树杆或其他类似建筑材料建造的简易房屋里。
    在达累斯萨拉姆，他们利用椰子树，作为他们内部各种活动所需的木料，从而省下从事要求用更高规格的木料家具进行的工作所需的比较昂贵的软木和硬木。
    中国人节约使用当地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一向看到西方建筑公司提出奢侈要求的许多人评论说，如果把这条铁路交给西欧或北美的公司修筑，它们现在仍会在修建营地。
    中国人举止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们在短时间内向当地人民教授他们的技术。例如，当他们建成友谊纺织厂——它那时雇用三千多名工人——时，他们只留下五十名中国人帮助坦桑尼亚人熟练掌握他们学到的技术。
    这座工厂中的全部工人都是在建厂期间训练出来的坦桑尼亚人。甚至那五十名中国人也是应坦桑尼亚的要求而留下来的。中国人不只是建工厂和训练本地人维持工厂生产，他们也要确信将有能使工厂运行的部件和零件。
    中国人援建的所有工厂和工程都附有精细的装备，可以帮助在工厂内或在坦桑尼亚国内生产技术上许可的尽多的部件和零件，从而避免依靠中国。

    【美联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七日电】（记者：斯潘塞·戴维斯）美国已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这样的信号：北京和华盛顿间的关系的很多细节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不违反任何一方的原则的方式自行得到解决”。
    这个信息是由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格莱斯廷传递的。在此之前，北京政权一再认为美国在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拖延不前。
    格莱斯廷生在中国，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他是在西海岸的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举行的美中贸易会议上讲这番话的。这里的国务院提供了他的讲话的文本。这是几个月来国务院官员就美国同大陆中国的关系发表的第一次谈话——国务卿基辛格通常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格莱斯廷指出，周恩来总理在他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他的目的是在今后二十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这位国务院官员说：“周总理所申明的目的同一个和平强大独立的中国对美国的利害关系之间不一定有任何冲突。这种新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双方具有下述这种新的认识：这种新关系可能有利于两国的基本国家利益。”
    他说，通过保持这种认识，两国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都将在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得到解决，又说，“一种互利的贸易看来肯定将一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部分。”
    在贸易关系方面，他说，“中国人不时地向美国实业家和其他人表示，总的来说对最惠国关税待遇感到兴趣，但是我们并没有了解到他们希望早日开始谈判。”他说，国会通过的新的一九七四年贸易法对于提供最惠国待遇规定了一些条件，而其中一些条件在中国问题上可能构成问题。他又说：“但是，我们将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同这个人民共和国探讨这个问题……”
    国会规定的条件之一是移民自由。另一项限制要求偿付未清偿的债务。自一九七三年二月以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讨论清算美国私人对于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掌权之后没收的在大陆中国的美国财产的要求，其总数约为一亿九千七百万美元。
    中国也向美国提出一九五○年以来美国财政部在美国冻结的约八千万美元的财产要求。
    格莱斯廷说，没有能清算这些财产要求的情况是妨碍充分发展经济关系的一个障碍。美国已向中国提出一些建议，但是他说，他不能预料，何时将就剩下的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即使解决了，它也不会在贸易方面带来任何巨大的变化。他估计美中贸易将低于一九七四年达到的九亿美元的水平。

    【中央社华盛顿二月十九日专电】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昨日在参议院大会中重申：美国应该维持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承认，及遵守中美防卫条约的条款。
    这位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在参议院说：不履行对象中华民国这样忠实的盟邦的防卫和外交上的义务，“将使我们对世界上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任何其他地区的自由盟邦所作的承诺，受到人们很大的怀疑。”
    这位在一九六四年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如今在共和党内仍有相当影响力的参议员，对许多访问大陆匪区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加以指责。
    他说：“在从中国大陆返回的人所提出的所有报告中，我没有发现有一句话提到中国大陆人民有基本的人权和个人自由。”戈德华特问道：“我要问一问，假如人们没有自由，即使对于失业、通货膨胀、社会问题、粮食、衣服和医疗这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又有什么好处？”他说：“在我认为，这将毫无意义。”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二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题为《立委出席不够踊跃·已为不容忽视问题》，摘要如下：
    立法院第五十五会期已开始办理委员报到，上会期快要结束时，院长倪文亚曾邀请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及程序委员举行茶会，请他们就今后如何提高议事效率发表意见，有好几位委员提到出席不够踊跃问题，有一位委员感慨地说，经常出席的是固定的几个人，经常发言的也是那几个人，万一这些人伤风感冒，开会恐怕成问题。另外一位新选委员说，会议签名簿上常有三百多人签名，但实际在会场的，往往不到一半，甚至只剩下几十人，他建议立法院订定委员出席奖励办法，来提高委员出席的兴趣。
    开会是民意代表的职责，现在有立法委员主张订定办法奖励委员出席，可见前述委员指出立法委员出席不够踊跃，确实不容忽视。
    立法院每年有两次会期。在会期开始的总质询期间，委员出席向极踊跃，尤其行政院长率所属部会报告施政的那一天，情况最为热烈，但总质询一过，这种“盛况”便难得一见。
    院会为每周二、五举行，主要是讨论各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法案。
    现有立法委员共有四百三十多人。从签名簿来看，缺席委员连同请假委员通常在一百人以上。
    实际缺席人数不止此数，因为有些人在签到簿上有名字，实际上并未出席。
    有些人虽然自己“出席”了，但签了名就走，或在会场内转一转，并未真正参加会议，更少上台发言或坐下来听听别人的发言。
    由于签名的出席人数与实际上在会场的人数有距离，表决时便发生问题，因为表决时需要清点人数，要达到法定的人数才可表决，因而院会表决法案向例须先发通知。
    若干委员会开会时，除了主席及职员外，席上没有几位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