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08-01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罗伯特·巴尼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加强上海公报》，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巴尼特先生过去担任过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职务，目前是华盛顿的亚洲协会的副会长。）
    应该恢复对于作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项契约的上海公报的信任。或许人们一直过多地把它看作是基辛格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以及他们手下的主要官员之间的一项私下谅解。
    上海公报对于太平洋地区内的战略考虑所具有的稳定局势的影响是太重要了，因而不能听任一些人物的容易消失的个人魅力来决定它的命运。
    当基辛格国务卿对公众讲到下面这番话的时候，他是承认了这个需要的。他说：“尽管不时出现据说我们双边关系发生起伏变化的报道，任何人的思想上都不应该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即从美国的观点看来我们一直是坚定地继续前进……本届政府的政策所得到的两党一致支持，再没有比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更大的了。”
    最近从北京回来的杰克逊参议员现在主张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完全正常化。布鲁斯大使预料很快就要回到华盛顿，也许是就基辛格国务卿再次访问北京问题进行磋商。他将报告他听到北京对华盛顿从在上海公报中的许诺后退表示的担心。
    鉴于政府各个部门在关于台湾问题上开始采取各种多少有些不那么显著的行动，华盛顿关于缓和的许诺可能将要得到加强。
    在几个有益的行动中，第一个可能是由行政部门表示赞同参院通过的Ｓ．３４７３号决议案，其中第四节撤销了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台湾的决议。后面这项决议不同于我们同中华民国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这项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在由台湾和佩斯卡多尔即我澎湖列岛——本刊注）组成的条约地区一旦遭受军事攻击时，承担保卫这个地面的义务，而这项条约在上海谅解中没有明说地得到尊重。
    一九五五年决议说，如果在条约规定之外的地区出现的军事活动可以被解释为意在威胁条约地区的话，总统则受权使用美国军事力量进行反击。根据这项决议，当一九五八年出现惊人的金门危机期间，国会曾授权华盛顿支持台北。
    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危机在北京同莫斯科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就在很短时间之后中苏的公开敌对就变得明显起来了。那次危机也显示出：从北京观点看来，金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价值的，不过它是北京和台北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共同论点的一个象征，是一个战略性的枢纽。
    第二，美国应该鼓励台北（中华民国）将缓和同重新和好区别开来。前者可以在战术上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机会，后者可能在战略上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台北现在顽固地置身于华盛顿、东京和南亚、东南亚许多地方正在谋求的同北京的缓和之外。。事实上，台北谴责走向在北京和其它首都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外交关系的一切步骤。这是一种不识时务的赌气态度。台北试图阻止东京同北京订立民用航空协定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相反，台北应该记得即使在奉行那个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哈尔斯坦主义的时候，波恩同东方也是进行贸易的，而且应该看到，即使是南朝鲜的朴总统也承认他同北朝鲜进行对话就他所处的战略环境来说是必要的。华盛顿应该明白地告诉台北，它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和对话会造成一种被视为这个地区的制造麻烦的人的危险，而且到时候真能使自己陷于一种造成瘫痪的孤立状态。
    第三，华盛顿应该经常为自己创造机会，以宣传美国驻在台湾的和同台湾有关的军事力量的大量削减，并且说明这些削减表明是在实现上海公报的总的战略意图。这样做将可以解释最近令人迷惑不解地向台北出售潜艇的事，它实际上只是完成一笔在上海谅解之前早就开始的交易。
    杰克逊参议员可能提出了行政部门应该采取的另一个步骤——宣布上海公报的精神和文字中所包含的美国的较长远目标是，在北京建立一个正式的美国外交机构，同时在台北保留一个类似美国联络处的机构。
    对我们的目标下这样一个定义后，可能引起令人不舒服地探索一些以前难予处理的问题。但是，如果华盛顿的做法似乎是宣布台湾应该只不过是一个中国的另一个省份，由北京负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政策，从而使台湾海峡不再成为外国军事干涉的场所，并且在同时表明，由于台湾在历史、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不同的现实，应该作出一些允许台湾有若干差别以及保持某种分离状态的政治安排，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公报就将得到显著加强。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七月二十九日发表费正清致该报编辑的信，标题是《走向一个中国的理想》，全文如下：编辑：
    威尔伯教授（在七月十八日的信中）支持美国在台北和北京都设立大使馆，这将提出一个我们应当设法避免提出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在同两个中国政权打交道，因此初看起来有两个大使馆好象是合乎逻辑的。可惜这种想法既忽视了中国历史也忽视了中国革命。。
    应该考虑下述事实：（１）蒋介石的最高目的是统一中国。毛泽东除台湾之外已作到了这一点。这两位领导人一向谴责“两个中国”。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整个中国的悠久历史来看，统一意味着不打内战，也就是意味着和平，，也许还意味着繁荣（连我们美国人也是因为统一问题而打了一场内战）。
    （２）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的中国革命把全体中国人的统一和他们的主权独立看成是它的最大的政治理想，因而它一直要求结束所有的外国干涉。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在一九三一年后抵抗日本的斗争不得不暂时给予我们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但是在一九四三年把这些特权废除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年不得不给苏联人以特权，但是在斯大林死后把它们取消了。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是人类记载中最强有力的政治情感。我们不应该公然对抗它。
    北京把我们同台北的安全条约看成是对中国事务的继续干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台湾（以及香港）是在起以前条约规定的开放港口所起过的作用——这些中国的地方被纳入了国际贸易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过去的中国农业官僚国家，或者它的革命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控制。
    我们可以预见，这种地区可能继续是两种类型的经济之间理想的会合点，而这两种经济也许可望继续共处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作为局外人，我们能够作的最好是恪守一九七二年二月份发表的尼克松—周恩来公报，承认所有的中国人都一致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设立两个大使馆的做法有害于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反之，如果美国在台北设立一个联络处，象日本的总领事馆那样办事，这样将不会否定中国主权统一的民族理想。
    我们局外人解决不了中国的国内争执，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丢掉过去。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从我们同各方面的中国人民有成果的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他们对一个中国的理想的信念，并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应让我们自己被拖入进一步干涉中国事务的境地。
    费正清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七月二十七日刊载小威廉·巴克利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台湾的压力》，摘要如下：
    亨利·基辛格向一位两年前对上海公报曾表示严重忧虑的访问者说：“这项公报产生的结果相当不错，难道不是这样吗？”你大概记得，这项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时在上海庄严宣布的公报说，（１）只有一个中国。（２）美国赞成万隆会议原则，其中包括一国不干涉它国主权事务的保证。
    如果你把第（２）条应用于第（１）条，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中华民国）——更不用说美国同台湾签订防御条约——是干涉中国事务的一个行动。仅仅过了几天，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把它们驻台湾的大使馆关闭了。我们没有关闭大使馆。这正是当基辛格说“所有这些产生的结果相当不错，难道不是这样吗”的时候所要表达的意思。
    他是对的，到目前为止结果是相当不
    错的。但是新的院外外援华集团重新动员起来了。其主要组织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它所要求的是，我们应当全部撤出台湾，实际上是让大陆中国在南亚建立霸权。
    同这个委员会有联系的各种人物一直在各方面进行鼓动。查尔斯·约斯特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在一段时间曾是我们驻联合国的高级大使，他写道，“毫无疑问，中国人对在他们看来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速度缓慢表示失望”。
    约克大学教授和美国对华新政策委员会主席杜达拿是非常直率的。“上海公报……应当是在美中关系正式正常化过程中最后一个行动的基础，这个行动是：承认人民共和国，撤销对台湾政府的承认，和拒绝向台北派驻新大使。出于国内和国际上的原因，美国有责任现在给予正式的外交承认。”
    其中所提到的“国内的原因”——信不信由你——所指的是水门事件。有人认为共产党中国会由于美国根据宪法演出的一个戏剧的平静演变而感到坐立不安。
    人们会认为，如果中国各部分真的是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关于美中关系的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将会更多地注意中华民国所取得的成就，而且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状况的评论员，将会好好想想他们那么赞美的中共政府在解决生活问题方面作出的惊人表现。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学生就业难》，全文如下：大专学生争饭碗每年暑假，台湾的大学、专科及中学毕业生的就业，从来都是大问题。今年情况更甚。因为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台湾经济日益衰败，厂商纷纷倒闭，失业队伍愈来愈扩大。因此，大专及中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形严重。
    据台北《中国时报》说，今年台北市的中学教师调派，已使“教育局”“感到头痛”。因为今年仅“师大”的毕业生二百七十一人，就很难安置。据说顶多只能安插一百零八人，还有一百六十三名无法获得职业。而且这一百零八个教席，争夺得很剧烈，“八行书”的推介，正在“各显神通，找尽关系”，使“教育局”有“僧多粥少”之叹。
    台南县也有同样情况，四百二十二名大学毕业生争夺七十六个中学教员之职，结果有三百四十六名落空。无怪毕业生都慨叹“毕业即失业”了。
    在台湾，医学院毕业生虽然一向被认为“最容易就业”，但今天也一样困难。据七月一日台北《中国时报》透露，据调查所得，台湾医学院毕业生有百分之四十点三七，认为“求职困难”。目前台湾医事人员，有八千余人不能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而在社会上“混杂为生”。法学院毕业生感到难以找工作的更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点九，而且目前已找到工作的，有半数是“用非所学”的。
    据蒋集团“教育部青年就业调查工作小组”承认，在部分接受调查的三万零二百九十八名大专毕业生中，无工作者有六千三百七十七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亦即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大专毕业生没有工作可做。中学生更无论矣在台湾，大专毕业生就业尚且如此困难，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就更严重了。据台北《自立晚报》说，今年“国中”毕业生就业问题，将“遭到许多困难”。因为年来台湾“经济不景气，将使就业机会呈现出空前萎缩”。在今年毕业的“国中”学生总数二十九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中，愿升学的有二十二万六千三百八十一人，愿就业的约六万人，但只有三万一千个就业机会，只能“两个人争取一个工作机会”。因此，今年中学毕业生将有一半人数要失业。
    报纸说，还有一个因素，使“国中”学生找工作倍增困难的，就是由于中小企业倒闭或停工而失业的大批工人，在求职条件上，将会比“国中”学生优胜得多，因此，企业厂矿即使需要雇人，“先得到工作机会的，应该是这批工人，将轮不到刚毕业的国中毕业生。”所以，“国中”毕业生的就业前途是十分渺茫的。
    据“教育部”的调查报告指出，在调查过去三年初中毕业生中，未升学、未就业又去向不明的约有四万五千人；高中及高职毕业生未升学也未就业的更高达七万人以上，单从十一万五千中学毕业生失业的情况看，可见台湾失业问题的严重了。犯罪问题更严重失业不仅是人力的浪费，而且是社会秩序混乱之原。台北《自立晚报》说，“国中”学生失业日增，而“终日无所事事，呼朋引友，再经过社会的种种恶习熏陶，很容易走上歧途，这也就是为何近几年来国中学生犯罪率增加的主要原因。”
    《台湾日报》也说，由于台湾社会“有偌大一群无所事事的青少年存在”，必将使他们的犯罪问题“日益恶化”到“不堪设想”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