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1-25第1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法新社北京二十三日电】（记者：迪萨布隆）周恩来总理今天在这里说，人民中国“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支持在印度支那进行抵抗的人们。
    来访的北越总理范文同就在周先生的身旁。周先生在一个万人集会上说，“无论世界上出现什么情况”，中国将“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抵抗的人们“支持到底”。
    包括军人和工人在内的一万人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内。当周总理讲话时，有几位中国领导人站在旁边。他们之中有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她昨天会见了北越代表团。
    周先生对来访者说：“你们，只有你们才有权决定你们各自国家的事务。”
    由范先生率领的这些北越人是二十日到达北京的。他们预定明天离开这里去上海和广州访问。
    进行这次访问的主要原因显然是要讨论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一事的前景。
    一位熟悉亚洲事务的外交家在这次集会之后认为，这位河内政府的领导人在离开北京时将确信：毛主席和周恩来在同美国总统举行会谈时将不会谋求“牺牲越南人民的利益来实现讲和”，因为如周总理在今天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越南人民、柬埔寨人民、老挝人民是印度支那的主人。”
    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将帮助取得一种符合河内利益的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但不代替越南人谈判。
    他们提出这一见解，是由于范总理在讲话中以很长的段落欢呼中国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中的有力作用，并承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不断得到提高”。
    周恩来总理显然渴望打消莫斯科或华盛顿所怀抱的、中美接触会影响中国和北越之间关系的这种希望，他强有力地指出：“中越团结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
    他说，“无论世界上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一坚定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他保证中国要一直支持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周先生又说，如果北京不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那就是对国际主义的背叛。
    周先生赞同越共的七点和平建议，说印度支那战争是“美国侵略者”发动的，只能由“美帝国主义结束侵略”而结束。
    他说，这个问题应当由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去解决，并重申：“只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才有权决定你们各自国家的事务。”
    周先生抨击了越南化政策。他说，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由“傀儡”出人为美国政府的利益而打仗。他把越南化的失败比之于二十年前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的军队时使用过的“中国化”政策的失败。
    周说，人民战争必然要获得胜利。他估计“印度支那地区的革命形势空前大好”，越南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新的变化”。
    人们认为，周先生今天的措辞强硬的讲话同今年三月他访问河内时所作的强硬讲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今年三月访问河内是为了在南越军队在美国支持下进兵老挝时重申北京同北越团结一致的。
    【路透社北京二十三日电】（记者：詹姆斯·普林格尔）中国总理周恩来今晚打招呼说，尽管北京邀请尼克松总统明年访问中国，但是中国人对北越的支持并没有减弱。
    他在欢迎北越总理范文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把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盟国领导人称之为“一小撮败类”。
    这一用词所包括的人是：南越总统阮文绍、柬埔寨领导人朗诺以及老挝“右派集团”。
    周先生说：“妄图依靠一小撮民族败类，拖延战争，只会使美帝国主义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
    他的讲话受到人民大会堂内一万人——主要是人民解放军——的欢呼。
    周总理重申中国保证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周总理说：“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在今年南越人在美国支持下入侵老挝的时候，他曾讲过类似的话。
    据认为，在范先生访问期间，已获得了下述保证：在尼克松来访时，中国不会向美国让步而牺牲北越的利益。
    周先生重申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一再重复的主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他说，“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他对这位越南领导人说：“你们在前线浴血抗战，英勇杀敌，有力地支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范文同先生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表示了他的政府的深切而衷心的感谢。

    【本刊讯】法国《世界报》二十二日晚以《周恩来向河内保证北京给予全力支持》为题，发表了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克洛德·朱利安发回的一则电讯。摘要如下：
    在旨在为尼克松访问中国做准备的中—美第三次会谈前，一个重要的北越代表团在北京的出现，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意义……
    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在尼克松的访问临近之际，在关于印度支那前途的会谈可能将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的时候，明确地确定了北京的立场。
    在中国总理的讲话中，有三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点，周恩来说：“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是当前世界上最急待解决的问题。”这句话是清楚的：对于北京来说，印度支那的前途要比在尼克松总统访问时将要研究的双边问题更为重要，特别是比台湾的命运更重要。第二点，周恩来强调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各国人民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来决定。”在这一点上，是否需要使河内放心呢？看来不必。这句话倒是对美国和对所有可能认为印度支那问题的关键不在印度支那而在别处的人的一个明确警告。第三点，周恩来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中国和越南之间不断发展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中寻找任何缺口都是徒劳的。周恩来说，我们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周恩来还说，越南人民“给了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中国将支持越南人民“直到取得彻底胜利”。“彻底胜利”这句话在范文同回答周恩来的讲话中全文出现了多次。范文同揭露了美国想要“长期”维持其占领军以支持西贡“傀儡政权”的意图。
    当然，北京和河内不是就双方完全一致的实质问题，而是就两国人民的攻势的细节进行协商。因为，这是对美国霸权的进攻，中国人和越南人认为美国的霸权遇到了不能克服的困难。然而，两个首都想要调整他们的力量，协调他们的行动，以便达到共同的目标。
    范文同和周恩来都赞扬了导致取得肯定胜利的人民战争的威力，他们的谈话特别强调这种人民战争是不可缺少的。

    【本刊讯】英《外事报道》十一月十八日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中苏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冲突》，摘要如下：
    中苏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公开冲突已经开始。就是关于裁军谈判的冲突。在中国人到达之前，大会已开始辩论俄国主张应该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马立克扼要叙述了苏联的建议，称之为紧急事务，但是在他作了介绍发言后，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马上要求中止辩论，等到中国人也能参加时再辩论。这个要求立即得到接受。马立克曾私下试图使罗夫莱斯不要提出他的动议，但是没有敢公开提出异议。
    这次辩论必然会暴露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两大分歧。
    （１）“五大国对其他国家”。不论俄国人现在可能对象菲利普·诺埃尔—巴克这样的来访者怎么说，他们认真对待的计划不是召开世界性会议而是召开限于五个核国家的会议。自从三月份他们的党代表大会以来，他们就掀起了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大运动。这使法国人很高兴，法国人可以把这个看作是苏联虽然时间很迟而终于接受了戴高乐派早就有的主张。
    但是中国人猛烈谴责勃列日涅夫的五大国办法。
    为了不给中国人批评的口实，为了使中国不能起小国保卫者的作用这种明显的企图，俄国现在急忙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召开世界会议的建议，这个建议乍一看来和北京长期以来就要求的完全一样。
    （２）会议的目的。事实上即使是这样表面上弥补了分歧，在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仍然有很大距离。周恩来先生在八月五日对《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说的是希望召开世界性会议，“目的是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换句话说，北京希望动员所有的其他国家向主要大国施加压力，取消它们的核军火库，使世界只有常规力量而得到安全，而中国正好有很大的常规力量。但是俄国人象马立克在大会宣告的那样是希望在世界性会议上讨论控制武器的“所有”问题。他们希望利用这样的会议来加强要求减少常规力量的压力，那就会影响中国和西方盟国，而把核武器问题交回给核国家自己去处理。
    中国人来到联合国的又一个影响可以从俄国人想使东德被接纳入这个世界组织的最新行动中看出。一方面，北京代表的出现引起了关于“向普遍性原则迈进”的许多谈论，使德国代表权的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俄国迫切需要保持若干倡议，可以使人们对中国人的注意有所减少；尤其是希望使自己的追随者放心，尽管有中国出现，莫斯科没有丧失影响联合国事务的任何力量。所以在十一月初，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与苏联集团的其他代表团一起向东德外长文策尔打了电报，“邀请”他到纽约去同他们在那里讨论某些联合国的事务。
    当然，德国在联合国是没有位置的，因此文策尔也不能指望得到美国的签证使他能够到纽约去。俄国人设法取得秘书长的支持，但是吴丹谨慎地只限于表示“注意到”这个做法。苏联集团的代表也向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交涉过。
    如果不能使文策尔到纽约去，俄国人也会得到安慰奖，这个全部插曲可以由反美分子作为例子，说明纽约不适合作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不论事情如何，俄国人感到，在东德的问题上，他们有了一个中国人必须同他们一致行动的问题，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是他们采取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