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11-11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续昨）
    “就边界问题来说，中国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都还有一些未定的边界，但是中国从没有、也永不会利用这种情况，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去对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作任何改变。无论在边界划定或者没有划定的情况下，中国都准备同自己的邻国，同心协力，……使彼此不为边境问题发生疑惧或冲突。”（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外交部致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本刊注）
    中国在同包括印度在内的邻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严格遵守那项保证。就中印边界来说，中国和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英国或任何别的国家从来没有划定过。现代国家需要做的划出边界线的任务留给继承国家来做，也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建议以现状为基础来解决——因此，使台湾的国民党大为愤怒，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对麦克马洪线下面那块土地的要求。（注九）中国建议举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以现状为基础来划定，然后标出相互满意的边界。但是，印度在英国人离开后不久就决定，谈判解决边界不符合它的民族利益；因此它拒绝谈判，其唯一可能找到的根据是，边界已经由历史和传统的自然进程所划定，因此只需要标界了。这样，印度实际上要求有权单方面确定中印边界总的走向，而让中国只参加第二阶段标界的过程，标界时可以对印度所要求的边界走向作微小的调整。当印度政府一九五四年在其地图上划出北方的已定界时，它对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了要求，该地联结西藏和新疆，虽然荒无人烟，但对中国却很重要，中国人至少自一八九六年以来就认为它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一年他们通知英国人说，该地区是他们的。结果是陷于僵局，印度企图在一项“前进政策”的指导下，用军事的方式来表达它在历史上对阿克赛钦曾有过的含糊的要求，以解决这个僵局。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和十一月的攻击就是对那种军事挑战的回答。
    中苏边界问题则不同，其不同在于边界的大部分已由条约划定，而在有些地段并已标界。虽然中国人把这些产生边界的条约说成是“不平等的”——只有克里姆林宫雇用的历史学家们才会争论此点——但是中国人从未说条约是“非法的”，也没有拒绝那些条约。相反，中国人一直建议，应该以那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人们要问，如果条约都有效，有什么必要来谈判边界问题呢？回答是存在争端，不仅中苏两国地图划法不同，一九六○年周恩来曾称之为“很小的差别，容易解决”，而且对这样重要而又爆炸性的具体细节有争议，如在边境河流中边界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在中国人主张的主航道中心线上还是在俄国人说的中国河岸上？换句话说，旧有的条约是不够的。这种条约措词模糊，又以初级的或原始的地图为依据，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划出清楚的边界线的要求，即使在荒凉地区也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中国的态度是明确和一贯的：以那些条约为基础谈判一项全面的详细解决办法，如那些条约不能解决问题，就根据现状，对局部的争执达成妥协。在这样解决之前，双方协议维持现有的位置；凡已发生冲突或显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地方，双方对等地从争议地区撤出一切军事人员。
    苏联同印度一样，拒绝采取这种态度。莫斯科只同意“讨论对个别地段确定边界线的具体位置问题”——而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个别地段”需要“确定边界线的具体位置”。其上下文表明，莫斯科的想法是这种决定应由苏联来做——或至少俄国人对哪些地段不应当讨论有否决权。这种态度对中国人说来意味着不平等条约的再现，只不过俄国人用手中挥舞的核火箭代替了沙皇阿穆尔河舰队的炮艇罢了。
    就边界问题来说，中国的记录表明，有五次友好的、相互满意的解决；有两次危险的僵局。但这两次争端的实证，都不能支持认为北京曾经采取行动蓄意制造或甚至恶化争端的结论。的确，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说中国在边境上奉行沙文主义、统一版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策这种流行的指控就不能成立了。
    另一个指责是，中国作为隐蔽的和公开的革命输出者，对其邻国和亚洲甚至对世界的稳定都是一个威胁。似乎西方研究中国的人并不听取中国人实际上在说些什么，而是只听他们自己的心声，说些他们臆望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话。
    中国共产党人主要经验——因此也是主要信仰——即：革命是而且只能是一个“靠你自己干”的过程。
    那末，中国对其他革命人民的支援实际上包括什么内容呢？
    首先是来自“东方红色天空”的支持，即中国自己革命胜利所起的榜样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地具有巨大的意义。还有，这种帮助还来自毛的教导——或许特别是来自不可战胜的乐观主义，他怀着这样的乐观主义宣传革命能够成功。除此之外，虽然中国人欢呼世界局势中在他们看来好象隐藏着革命潜势的每一个发展，但他们向革命运动提供的实际援助却是极为微薄的，这里指的是物质帮助即枪枝和金钱而不是榜样和鼓励（注十）。当然，中国一直在援助北越；但是中国对在其门口所发生的战争采取的行动却表明它是极端克制的。
    一九六三年陈毅就中国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态度作申述（注十一）说：世界革命的问题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假使这些国家革命尚未成熟，那末中国也无能为力。然而，中国支持反帝和反压迫的革命。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幕后操纵一切革命：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你不能责备中国要对古巴起义成功负责。中国不是支持每一次起义的罪魁祸首。中国不能为所欲为地煽动或熄灭革命。中国只能管自己的事。革命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但是中国将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别国的革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支持他们！如果我们这样做伤害了美国、或者甚至赫鲁晓夫先生的感情，我们也不在乎。我们不能拿我们同被压迫人民的友谊来作交换。但是必须记住，中国的军队不会越过边界去推进革命。
    中国同其邻国的关系证实陈毅表达了北京的政策。这些可以被看为是严格对等的：影响北京对邻国政府的态度的，不是该政府的政治面貌，而是该政府的行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适当例子。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中国人，但是自六十年代初以来——经过五十年代一段十分冷淡关系之后——巴基斯坦已作为朋友同中国接近，而中国则相应回报。当然这是简单的说法；印中争吵和中苏争吵这些因素对次大陆有强烈的影响。但对等格局仍可看得出来。
    中国对其它的帝国邻邦的态度——在香港的英国和在澳门的葡萄牙——也应加以研究，而且或许可以把中国这种态度同帝国在亚洲的残余地盘，印度东海岸的本地治里和果阿等地所发生的事恰当地联系起来看。法国人在新德里经久不断的外交压力下，被说服放弃了本地治里——而从北京方面却没有这种压力要赶走葡萄牙人或英国人。当外交压力未能使葡萄牙撤走时，印度人干脆采取军事行动拿下了果阿——中国则对在其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外国飞地既未使用武力，也未进行武力威胁。赫鲁晓夫曾嘲笑中国人没有象印度人对付帝国的前啃点那样采取行动，从中国人对此所作的答辩中，人们可以推断在北京的考虑中还涉及到一个因素，即承认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来纠正历史是极为危险的。中国人曾说道：“对于过去所遗留下来的诸如香港和澳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一旦条件成熟，应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而在解决之前应该维持现状。”作象这样的分析，对最恶意地解释北京行动的一般趋势进行挑战，容易过份偏向另一面；但是，最近所做的关于中国遵守国际协议的最详细的研究报告已把其研究的结论寓在报告的小标题上，这个小标题是，“对遵从的研究”。（注十二）
    上面摘引过的那位对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作了判断的美国学者也认为，北京政权的看法是武力在对内和对外方面都是实行政策的正当的工具，而且这又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可以最容易地为这种看法提供的证据
    ——其特点是从中国人的言论而不是行动中得出来的证据——是从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著名格言中得出的。人们很少考虑到毛泽东讲这话的上下文。那是在一九三八年，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摆开战场，同日本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共产党内部有些人对毛泽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是革命的道路这个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教导提出挑战。
    毛说道，“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成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
    毛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对共产党人说来，如果看不到兵权至为重要，那就太天真了。但是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继续阐述这方面的另一重大原则说，“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这里的问题是毛只是简洁地表达了一个确然的自明之理，即如果革命者放弃武力并把武器留给敌手，就是退让认输。毛并没有把他的格言运用到国家间的关系中去，而且白从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北京的行动中无以表明中国人认为它能这样运用这个格言。就象任何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当北京判断国内出现某种需要动用武力的情况时，它即会使用武力；就象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当对方使用武力或明显地进行武力威胁时，北京将会（而且曾经）使用武力——中国人一再地宣布，他们决心最强有力地抵抗对他们国家的任何进攻。但是在中国的言行中，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种见解：即除了对武力作出反应之外，北京认为在对外事务中使用武力是实行政策的一个正当的工具。
    认为中国在使用武力方面是残忍的这种看法，还伴随着另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无情轻率已达到丧失埋性的程度，竟然不顾核战争的后果。然而中国人确实认为，中国在一场核进攻中仍能生存，坚决表示在这种威胁下面决不屈服。由于苏联公开警告说，假如它遇到战争的话，它将使用核武器；同时也由于美国人平静而公开地讨论他们如何才能以最经济的支出对中国取得最大限度的破坏，（注十三）除了投降，很难看到他们再说什么别的了。苏联在发展它自己的核武器之前，斯大林在另一有名的格言中对美国原子弹采取了和毛非常相同的态度。“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九四九年八月当已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及关于美国人向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时毛这样回答。毛在这里对核武器表达了他的革命哲学的根本看法——不管敌人看来有多强大，革命一旦爆发就是不可战胜的。毛强调并坚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革命者不相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么他们怎么能希望取胜呢？如果政治上的计算主要是以对双方火力的估量为根据的话，那就不再会发生革命了。这一点，在三十年前的一份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调查报告中即可看到：
    “反革命以前通常依赖于在技术上和智力上对革命力量来说都处于劣势的反动力量的支持。这情况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业已改变。现在，每一场革命都会遇到现存的最现代化的、最有效的、最无情的机器的攻击。”（注十四）
    但是，中国对核武器的态度，实际上是经过思考的、现实而谨慎的——肯定比华盛顿的态度更是经过思考的、更加现实而谨慎，很可能比莫斯科的态度也更是经过思考的，更加现实和谨慎。把中国，特别是把毛，描绘成无知而鲁莽地挥舞核武器的形象，可能又部分地反映出那些使某些中国观察家受到影响的内心之声的作用；然而这也是——部分地是由美国握有炸弹和导弹的集团，而最积极地是由苏联——故意散布的。阿瑟·赫克很好地归纳了中国对核武器的态度：
    “（中国人）为自己对核武器的立场辩论时既谨慎又含蓄。他们不认为一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不大可能发生。他们不想和帝国主义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充分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他们在核试验后一再重申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以此来向世界再次肯定他们的意图。……”（注十五）
    莫顿·哈尔普林教授提出同样的论点。和主要是俄国人传播的那种完全虚假的形象相反，他说：“假如人们实际上看一看中国人所说的，看一看中国人在各种危机形势中所作所为的话，那么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清楚，中国人的观点是，核战争……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来说将是巨大的灾难……”
    中国对核武器所采取的态度既不威胁别人，也不是鲁莽从事。除了保护民族利益之外，中国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充足的理由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今的俄国或德国的战争经历能否超过中国的战争苦难和持续时间之长是令人怀疑的。
    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只要有可能的话，就应避免战争——但以不出让重要的民族利益为限。中国关于战争的所有讨论都明确地是关于防御战的范围。“人民战争”的全部概念在战略意义上是防御的——把入侵者淹没在武装起来的战斗的中国人民群众之中。
    所以，本作者的结论是，在领土和边界问题、支持革命和核武器等方面——这是对中国害怕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国并不是象它被描绘的那样。中国不是扩张主义的、没有侵略性、不残忍、也不危险；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谨慎的、切望保卫自己的边界，而不是扩大边界——中国受到威胁，而不是一个威胁。（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二版）注一：引自述林《俄国在亚洲的崛起》注二：同上注三：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在华盛顿对全国记者
    俱乐部的讲话注四：见注一注五：哈尔普林所说，载于巴肯所编《中国和亚洲
    和平》（一九六五年伦敦出版）注六：《美国对外关系，一九四三年；中国》（一
    九五七年华盛顿出版）注七：库克沃拉所著《国际上边界争端的解决》
    （一九六七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
    十八页注八：见作者所著《印度对华战争》（伦敦一九七○
    年版和纽约一九七一年版）；一九七○年七月
    号《太平洋大家庭》上的文章《俄国和中国：
    压制不住的冲突》注九：国民党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重申
    了它对麦克马洪线的不变观点：“所谓麦克马
    洪线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时期片面主张的线。
    中华民国政府从未接受这条边界线，并强烈反
    对英国的主张。”见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思潮》
    杂志（伦敦）注十：见阿瑟·赫克著的《中国的安全》一书注十一：指陈毅接见狄克逊和罗伯小姐时的谈话注十二：季卢克特著的《中国和国际协议》一书中
    “对遵从的研究”一书注十三：例如，据报道，前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先
    生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参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
    曾这样说过：“相当小的数目的武器（较之对
    付苏联所需要的少得多）炸五十个中国城市，
    将会毁灭城市人口的一半——五千多万——并
    毁灭一半以上的主要的政府、技术和管理人员
    以及大批技术工人。”注十四：诺姆·乔姆斯凯《美国的权力和新官吏》第
    ２４７页。引自博克诺所著《西班牙内战》注十五：赫克，同上，第６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