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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08-10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英报文章:《对巴尔干正在改变政治气氛日益不安 莫斯科为压迫付出代价》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五日刊载理查德·戴维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巴尔干正在改变的政治气氛日益不安,莫斯科为压迫付出代价》,摘要如下:
    目前巴尔干正在发生某种变动,苏联对此并不是很高兴的。本周,苏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正在匈牙利举行演习。预料,本月晚些时候,三师苏军将在保加利亚举行一九六六年以来在那里的第一次演习。
    在中东受到的挫折可能已使苏联领导人更加担心,因为他们经不起他们在地中海各处的势力受到震动。但是,麻烦比这还要深刻。在莫斯科看来,整个巴尔干地区的态度似乎正在变得“中国化”,同北京调情,鼓吹民族主权,进行互访而对意识形态的忠诚漠不关心,这是令人不安的。
    这是莫斯科仍然在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有限主权论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这个理论是勃列日涅夫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为了给他的行动辩解而想出来的。由于北京越来越在各处成为小国的朋友,显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这样一些珍视其独立的国家正在寻求口号。
    整个局势的中心问题是罗马尼亚。它的主席齐奥塞斯库最近对北京进行访问以后已返回国内,他却没有出席本周在克里米亚举行的东欧领导人最高级会议,这是值得玩味的;在经互会最近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以后他还竭力强调“当然,合作的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是无论合作形式是如何之多,各活动部门之间在生产上的互相依存将发展得如何之深,这些都决不可导致践踏国家主权”。
    罗马尼亚长期来自认为是巴尔干集团的当然领导人,现在似乎觉得取得进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它的努力有一部分是一种“戴高乐式”民族信心的表示,但是也是一种努力,要巩固罗马尼亚如遇苏联增大压力时在邻国中的地位。因此,友谊之手伸向了所有的巴尔干国家,而不顾意识形态和对外国的忠诚如何。
    为了避免北邻的责难,《火花报》主张,巴尔干的合作应该被视为“建立欧洲安全一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对它的贡献”,巴尔干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关系、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各国之间进行多边合作的模范地区”。
    然而,目标不仅是谋求巴尔干各国间的和平,而且是要建立反对外来干涉的共同阵线。这家报纸说,关系必须基于民族主权和独立、权利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的原则。历史的经验已经迫使巴尔干人民看到有必要“永远不再容许在这个地理地区和它们之间关系中造成紧张、不信任和怀疑的气氛,并且必需击退企图把它们当作帝国主义政策棋盘上的小卒来玩弄手法的一切尝试。”
    合作在实际上意味着的东西现在仍然只是在逐渐地加以探索,但是已经有了许多来往,甚至谨慎小心的正统的保加利亚也作出了响应。六月份,保加利亚外长巴谢夫访问了罗马尼亚,并且除其它事情外还同意两国之间在多瑙河水电工程上进一步合作。南斯拉夫外长特帕瓦茨访问了布加勒斯特,也访问了北京。罗马尼亚外长曼内斯库已经访问了希腊。七月份,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约尼查将军访问了南斯拉夫,从而作了一个表示赞成共同防务思想的姿态,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也已不断得到改善。
    当苏联领导人越来越更急迫地要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上述一切不全是他们所想到的事情。但是,罗马尼亚人正在做的事情没有一件能给苏联的直接干涉提供合法的借口。所以,苏联只是重申它表示不赞同的态度,在边境炫耀坦克,施加各种其它形式的压力,希望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死去或辞职以后接着会开始发生混乱。苏联几乎不能平静地容许出现这样的前景:某种松散的巴尔干大家庭在中国阳光下嬉戏。

美刊文章:《罗马尼亚:拧紧螺旋》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九日一期刊载一篇文章,题为《罗马尼亚:拧紧螺旋》,摘要如下: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六月份访问北京后,在回国途中于莫斯科停留时,被引进了机场上的一间单独的餐室。他的助手告诉他,他将在那里同苏联总理柯西金共进一顿丰盛的饭餐。但是不久就清楚看出,一道主菜就是齐奥塞斯库自己。作为中苏分裂以来访问共产党中国的第一个东方集团领导人,这位有独立思想的罗马尼亚首脑发现他自己成了俄国攻击的目标。柯西金警告说,“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上周,不断有谣言说,齐奥塞斯库的中国之行帮助为中美解冻铺平了道路,于是,俄国的耐心似乎减少到了危险的地步。
    人们预料在上周布加勒斯特的经互会会议上,会进行摊牌。但是齐奥塞斯库似乎在这次经济会议还未开始之前早就在设法阻止一次冲突的发生了。
    但是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显然还在受到压力。因为苏联人认为,他的背叛的外交政策仍然是对莫斯科的切身利益的严重威胁。也许使苏联人感到更为不安的是罗马尼亚同北京的接触。因为随着中国开始在更大程度上施展经济和外交手段,俄国人担心北京可能尝试利用它同俄国、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已经是友好的关系来增加它在欧洲其他共产党国家里的影响。一位外交官说,“中国又回来了,巴尔干国家在谈论合作,因此苏联人肯定会设法采取某种行动来恢复他们的影响——很可能在今后几个月之内这样做。”
    如果苏联人的确设法要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他们可使用的武器并不缺乏。尽管罗马尼亚力图取得经济独立,莫斯科仍然控制着对罗马尼亚日益发展的工业的燃料和原料供应。当然,更具威胁性的是,克里姆林宫的威武的军事机器。苏联人已表示愿意要搞一点炫耀武力的做法。
    经济和军事压力本身似乎不大可能迫使齐奥塞斯库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怀抱。看来苏联人指望的是,这种压力可能使齐奥塞斯库在国内的权力基础发生裂缝。一位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说,“现在,苏联人唯一的希望似乎是设法从内部推翻齐奥塞斯库。你可以打赌说,如果苏联发现了任何意想不到的竞敌,那么他们就会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来支持这种人。”

英报文章:《苏联集团增加了口语广播》

    【本刊讯】英《每日电讯报》六日刊登了共产党事务记者弗洛伊德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集团增加了口语广播》,摘要如下:
    苏联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播量最近四年增加了将近百分之十五,莫斯科电台使用的外语语种从六十七种增加到七十八种。
    东欧共产党国家电台网的外语广播量有了类似增加。这是自由欧洲电台从最近对共产党对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播情况作的一次调查中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俄国人最近对罗马尼亚的广播量增为四倍,以作为他们对他们的东欧最“顽固的”盟国施加压力的一部份。继一九六八年的政治危机和占领行动以后,他们对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广播增为三倍。他们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广播增加了约三分之一。

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文章:《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二十五日转载了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所登的让·拉库蒂尔二十四日从北京发出的一则报道,题为:《为什么毛泽东最后同意让尼克松来北京》,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说:“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见面时,著名的法国记者让·拉库蒂尔正在北京。他描述了北京的气氛,并且解释了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相信美国真正准备撤出越南,从而为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打开了道路。”)
    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七月十日下午与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进行最后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之前他交给了他的客人一份八点计划。
    基辛格一周恩来的会谈的调子似乎是相当强硬的。例如,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当基辛格说:“为什么不回到日内瓦协议上去呢?”的时候,据说周恩来反驳说:日内瓦协议,你们从一开始就一直不断地破坏这些协议,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一点呢?
    尼克松总统的使节一定已经提醒尼克松决不能期望在北京会作为胜利者而受到接待。他的旅行将被视为美国从它的福摩萨(北京认为它是中国的领土)军事地位和它的印度支那边界撤出的一个重要阶段。除非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旅行,否则此行将是一种骗局和一次代价巨大的政治失败。“是他们来找我们的”
    中国总理在过去一周中曾好几次对不同的来访者说过:“我们没有采取主动,是他们来找我们的”——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美国人)来是有所求的。
    根据这里看到的情况,尼克松七月十六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告投入池中的小石子似乎已经被池水淹没了。当你谈起此事的时候,中国人的面孔犹如颐和园昆明湖的湖水一样平静。
    我是在七月九日傍晚,即在基辛格抵达后约五小时自广州经上海抵达北京的。在基辛格自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逗留期间,我在北京见到了三位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官。他们三人都预料华盛顿和中国之间马上就将出现重要的事态发展,但是,他们三人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突然和这样传奇式的转变。
    法国议会代表团是在七月十三日抵达上海的。在他们离开巴黎之前某些迹象已经使他们相信某种“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
    第二天是巴士底纪念日(即法国国庆——本刊注),法国大使马纳克在大使馆举行了传统的招待会。大约在傍晚七点,客人们哄动起来了:周恩来到了。他穿着灰蓝色的制服,看起来象十六年前在日内瓦时或者六年前在阿尔及尔时一样年轻,他走到了贵宾席,细心地听着相互之间的祝酒词。
    在周恩来到了以后过了几分钟,又有一个人走了进来,他的出现引起了更大的哄动。他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他满面笑容。他在半小时前才着陆。他为什么来了?
    处于令人难忍的酷暑之中的北京纷纷传出种种暗示和迹象。但是,谁知道该如何辨认这些暗示和迹象呢?愿意谈判
    七月十六日,九点钟前后,传开一个传说:“十点钟将宣布一件极其重大的新闻。”然而,正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游泳者的时候,中国一个高级官员用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对我们细声说,“基辛格来过这里,尼克松将要来。”
    游泳者在昆明湖面上推着前进的最后一条标语说,“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开始把导致这次会晤的下面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
    一、一九六九年三月,尼克松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中会见戴高乐将军时对这位将军说,美国已经决定结束它在越南承担的义务,同北京解决它们的争执(它没有妨碍尼克松在两个半月以后推行他的关岛主义,其目的是把美国干涉的一场战争变为一场亚洲的内战)。尼克松这样做的意思是要他把这番话转告有关方面。
    二、一九七○年四月,在美国进攻柬埔寨的前夕(这次进攻几乎打破了达成协议的任何希望),中国代表在华沙交给他对方的美国代表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表示愿意谈判,但是只有在美国在军事上从福摩萨和越南撤退的条件下才能谈判,华盛顿表示有兴趣。
    三、一九七○年十月,国务卿罗杰斯修改了,至少是口头上修改了美国对谋求印支解决的策略,这个策略原先是建立在同莫斯科打交道的基础上,他还表示,若无中国参加,任何解决都是无效的。据一些报道说,罗杰斯甚至说,任何协议都需要“通过中国”。这涉及美国在远东和其他地方,主要是联合国的政策的一次深远的修正。
    四、一九七○年十一月,巴基斯坦国家元首叶海亚·汗乘飞机到达北京进行正式访问。他同两个阵营都有良好的关系。第一次提出美中举行高级(或许是最高级)会晤的大概就是他。
    五、数周以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毛主席的个人朋友埃德加·斯诺同这位中国领袖谈话。四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发表了这篇访问记——这显然是想要给美国决策人的一个信息。他提出了两国的总统和主席进行直接接触的可能性。
    六、一九七一年四月发生了“乒乓行动”,这个行动使美国舆论产生了大解冻。(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二版)
    七、但是最后,了解这种和缓的真正的线索是华盛顿和北京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舆论的演变。在一种如果称之为“和解”就会使那些冒冒失失的人吓得目瞪口呆的过程中,有两个决定性的事件,这就是对老挝的进攻和北京对阮氏萍女士的和平方案的反应。
    除了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外,对基辛格访问北京最不感到意外的人无疑是现在在中国首都流亡的柬埔寨领袖西哈努克亲王。在发表这个消息前,周恩来总理到西哈努克的住处会见了他,在长时间的交谈中解释了亲王所说的中国外交的“新面貌”,并且说明了理由。数小时以后,西哈努克说他对他所认为的他的中国朋友的“天才的一着”感到满意,它将使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国孤立和为难。“不像苏联”
    周恩来在这次同西哈努克的谈话中清楚地表明,中国绝对不会出卖印度支那的抵抗运动来换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更快和更彻底的让步。总理特意说得很明确:他对西哈努克说,我们不像苏联。我们不想牺牲朋友和牺牲原则来寻求和缓。苏联为了同美国达成谅解就出卖他们的朋友。我们则将为整个反帝阵营的利益说话。可以信赖我们是完全团结一致的。
    这位中国总理并没有想把目前同美国领导人进行的新接触说成什么奇迹似的行动。“不仅我们必须从美国那里争得他们现在还没有打定主意的一些让步。而且即使我们得到了这些让步,我们也并没有在这个地区彻底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日本准备接过去。要提防他们,我们要继续像现在这样保持警惕。”
    这里的一切严肃的观察家都断然认为,任何以为中国会抛弃它的盟友
    ——即使是部分地抛弃——的想法都是不成立的。
    尼克松将要访问的消息充斥于全世界的报纸,但是在北京,《人民日报》在这一消息最初宣布时只登了十五行的报道(虽然是登在头版),而且自那以来一点也没有再提到它。
    中国并不是以尼克松先生来访而开始存在的。而且在他走了以后中国仍将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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