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09-07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８月２７日刊载了该报记者从阿克拉发出的报道，标题是《加纳从北京得到７００万英镑的贷款》。全文如下：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最近访问亚洲期间，中国的“大跃进”看来对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的政府人士以极大的兴趣看待共产党人最近在工业方面的长足进步。
    从农业部长博齐约的讲话（他为设在加纳议会对面的中国展览会举行了开幕式）来判断，有一切迹象表明，加纳是决心要学点什么了。
    博齐约说，在最近１０年中，“一度是亚洲病夫”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探求的巨人，他的步伐将越过现代历史的其他国家”。
    那些知道中国政治历史的人“特别注意”它把千百万人组织起来从事被迫而对外部的侵略与内部的压迫所发动的持久而紧张的斗争。
    恩克鲁玛这次访问给加纳带来的好处将是一笔数达７００万英镑的“不附加条件”和没有利息的贷款，中国科学家与农业专家的指导，以及增加贸易。
    加纳正在南部与北部建立国营农场以种植甘蔗、棉花与大米。因此，农业的援助将是值得欢迎的。
    去年的贸易大体上是从中国进口价值１００万英镑的货物，而加纳向中国的出口则约为４８万７千英镑。人们希望每方的贸易都能发展到每年４００万英镑。
    政府党的机关报发表评论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只能表示它们认真看待对新独立国家的援助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俄国，却出来援助这些国家，帮助它们的发展”。

    【本刊讯】波兰《人民论坛报》８月５日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斯沃姆科夫斯基的一篇通讯，题为《一场与自然抗争——夺取粮食的大会战》，摘要如下：
    今年对中国农业到底会怎么样，现在还不能作任何评价，还不能预料。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收成不会最好。甚至存在着这样的顾虑：去年是否还会重演。情况一周一周地经常变化，迄今来自几乎全国的消息引起许多不安。关于旱灾（它是主要问题）或者水灾的报告每天都从各地传来；常常是一个灾害紧接着第二个出现，或者是第二个紧接着第一个。
    这里就是最近两个月来的几个例子。水灾和旱灾
    整个四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曾发生干旱。６月和７月的转折期间，这个省的西部下了大雨，但是在许多地区引起水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受淹的不仅有农田，而且还有一些工厂，交通干线也遭破坏。
    ６月初，福建省和广东省曾经下了暴雨。有几条河泛滥，以致必须在某些地区将居民疏散。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各省，三年来几乎连续不断地干旱。结果在山东和河南都造成了小麦收成的严重损失。长期干旱以后，山东和山西又连续下雨，相继发生水灾。山东省有九个县的农田一半受淹。根据７月１９日的材料，湖南省的干旱已经使２５％的农田造成浪费，而其余的，必须争取，因为形势一天天变坏。当然，什么地方发生泛滥或干旱的事实本身并不能决定灾难。因为第一，自然本身往往挽回遭受的损失。目前已经知道，某些地区在一个月前看来是要全部受损，现在还有达到一般收成的希望。第二，人们在发挥一切力量和使用各种办法同气候条件作斗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中国同自然进行着一场全面的搏斗，所有的潜力都被利用到这场夺粮的大会战中去了。
    几十万人民
    因为中国农业技术水平还很低，灌溉劳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人力。所以几十万青年、工人、战士、专家被派往农村。打井、挖河、修水库，因为争取每一滴水的战斗都需要巨大的劳动。
    例如，在河南省的一次夺水战斗中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参加。那儿有五千台机器水泵和４５万部脚踏水车在工作。这样一来，人们挽回了５００多万亩的收成。在这个省，七个公社的农民在四天之内曾筑起了一条８米高３８０米长的拦河土坝。在新疆北部地区（中国气候最干燥的地方），在科学考察团的帮助下人们利用山上溶化的冰雪，从今年４月以来已获得１２０万立方米的水用以灌溉农田。去年在广大地区开始兴建的水泵站起着很大的作用。患河上的水坝
    去年年底就完工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已经开始第一次发挥效用。过去雨季期间黄河水位上涨总是引起泛滥和灾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变成了患河区域受干旱农田的真正福利。
    农民和他们的来自城市的同盟者和自然的斗争不是随着旱灾或水灾过去就停止了，例如当水从田里排去，如果还是时候，就出动许多队人，重新插稻，在被“洗涤过的”土地上重新施肥、下种。
    这是中国农业上困难的和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一年。然而，最重要的是，在恶劣的自然力面前任何人都没让步，国家能够组织人民去进行沉重的斗争，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气氛和信心：靠集体的力量挽回部分损失是可能的。（文内小标题和黑体字是原有的——本刊编者注）

    【新华社科伦坡２日电】锡兰卫生部长贾亚苏里亚最近访问中国回来后说，在他访问过的国家中，他从未见过可以同中国的建设相比拟的成就。
    他说，中国人民不懒惰，因为他们是爱国的。他说，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强烈，中国人对他们的领导人在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贾亚苏里亚说，在中国，中西医都很盛行。他说，他对中医的针灸有深刻印象。他说，他在医治不久前在右肩上出现的关节痛。医生把三根针插入他的身体，过后，再也不痛了。他又说，中国当局答应协助传授这些方法。他希望同他自己的官员们讨论这个计划。

    【本刊讯】法国《新评论》杂志曾以《我们希望能让公众知道你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即在１９６０年，你在为谁服务？》为题，向一百四十位法国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界的活动家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发出了一封信。
    从该刊收到的八十四封回信中，可以看出目前法国文艺界的一些思想动态。摘要如下：
    有人说为工人阶级斗争服务
    女作家，阿拉贡夫人艾莉莎·特丽奥勒说：“艺术，尤其是文学，它教育人们认识现实，鼓舞人们参加斗争，引导人们向前迈进。
    ——作家的伟大在于不仅让人们看见现在，而且还能使人们看到目前尚未看见的将来。”
    戏剧家阿瑟·阿达莫夫说：“我既然仍在工作，我就相信我的工作是有用的，不管这个用处多么小。举例说，我正在写一个关于巴黎公社的剧本，这个剧本完成以后，就可能帮助人们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尚未结束。”
    有人说为未来的事业服务
    画家让·毕加尔·勒杜说：“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友爱的社会，一句话，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将使艺术家的工作更有意义。在１９６０年和最近的时日里，我认为艺术家的工作不应只限于丰富他们自己的创作生活，而应该通过创作活动，来进行经济、政治领域的斗争，为未来的事业服务。”有人说不应反映作家所从属的阶级
    作家比埃尔·加斯加说：“作家所反映的不应该是他所从属的某个阶级的特征，而应该是人类的现实。”
    法兰西学院院土马赛耳·阿沙尔说：“我为使人们发笑服务。”有人从未想过为谁服务
    “新实验”派的一员主将，去年以两本“心理变态”小说而在西方大走红运的纳塔里·沙劳特写道：“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我从未想过。我不是一个为某种思想目的而战斗的作家，也不是某种文艺斗争的参加者。我认为：一切纯真的文学作品，当然已包括有斗争，但是，斗争不是作家自己自觉自愿追求的目的。如果一个作家，要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这个目的，那他就有失去真正目的的危险。”
    作曲家亨利·索盖说：“我为谁服务，不该由我自己来说，我等待别人来回答，为我作证，等着别人为我服务。”让·路易斯·波里说：“１９６０年，小说家、音乐家、美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都不知道为谁服务。”有人表示不为谁服务
    作家罗歇·瓦扬说：艺术作品不为谁服务，同时又为一切服务，这是重迭在大自然之上的第二个自然……既可以说有用，也可以说无用，一切都要看人们怎样去利用，这与创作者本人无关，作者的任务就是自觉地发挥他的天才去创作……。”
    作家让·路易斯·库斯说：“１９６０年或不管什么年代，艺术家和文学家都不为谁服务；但是艺术和文学是有助于世界的进步的。”
    作曲家让·维安奈说：“我现在不为谁服务过去也没有为谁服务过，我永远不为什么人服务……。”有人说“为自己内心需要服务”
    画家弗朗索瓦·季洛特说：“艺术家的劳动、创作首先是为了内心的需要……表面上看，艺术家只是为自己劳动，他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理解……同时也有一种迫切要求交流思想、感情和情绪的愿望。”
    画家卡祖说：“艺术家主要是为他自己劳动，为了在使他兴奋或害怕的对象面前抒发感情，在欢乐的时候，艺术家尽量将他的快乐传达给别人；当他对生活中的一些不安的现象有所理解的时候，他就在艺术作品中努力表达他的忧虑，并且让别人也感觉到。”有人说“首要的问题是生意经”
    画家西蒙说：“我们是为了养活无数的画商、编辑、海关和游览区管理局、画布制造商而服务的。除了这一宗苦楚之外，画只能服务于画家本人的主体……。”
    导演雅克·摩克莱尔写道：“经济条件大大贬低了一个导演的价值及其社会地位。很少导演能务正业。要上演一个戏剧作品，首先要有人出钱，这就必须通过大老板的关；而对一个导演来说，他应该做的事比这个要细致、高雅得多。在这儿，一切首要问题是生意经……导演已经差不多成为一个当差吃饭的伙计了。”
    电影导演路易·达冈说：“为谁服务？天知道！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使我们只好话到舌边留半句，或者干脆闭口不谈。……头脑抽象的人比头脑实际的人好得多！”有人说“为艺术而艺术”
    此外，作家皮埃尔·载说：“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做艺术家，服务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本刊讯】《纽约时报》５月５日消息：半年来瑞典和其它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文化界曾就国家应如何扶助艺术家和扶助到什么程度进行争辩。
    瑞典的剧院和音乐生活靠大量政府津贴维持。斯德哥尔摩皇家歌剧院每年接受近一百万美元的津贴。
    对于作家的扶助却呈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一个瑞典作家每年平均收入约一千六百美元。其他北欧国家作家收入更低。这个数字低于其它脑力劳动者、电车司机和店员的收入。因此多数作家靠当新闻记者、批评家、学校教员等职业来维持生活而把严肃的写作只当做一个副业。斯德哥尔摩市职业介绍所中有一个部门专为作家们寻找适当的职业。
    作家的书籍销售市场小造成了另一问题。瑞典、挪威和丹麦语言虽然相似，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对于彼此的书籍却兴趣不大。而且这些书只有一小部分被译成英文、法文或德文。
    瑞典拥有七百五十万人口，它的书籍市场约为任何其它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书籍市场的两倍。书籍出版业每年的总收入约有二千五百万美元。在瑞典每人每年平均花三元四角美元用来买书，从图书馆借阅六本书，从朋友处借阅十二本书。
    １９６０年瑞典共出版五千八百八十五种书，是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高的数字。小说类几乎占２５％，儿童和青年读物占１２％，其它类（科学、教科书、游记、诗歌等）占６３％。在出版的小说中有一半是从其它语言翻译过来的，其中美国和英国小说有五百部。
    近来瑞典国会曾讨论过作家是否应该领取政府工资。
    在瑞典和在其它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样，作者由于图书馆利用他们的书籍收到一些报酬。每当一本瑞典人写的书从图书馆借出时作家收入两欧尔，作家基金会收入一欧尔。后者用此款设奖金或给老年残废作家作养老金。但是凡自图书馆出借书籍收入超过一千克朗的作家，只能从每本出借书中收入一欧尔，基金会收入两欧尔。不久即将通这一项计划，从图书馆每出借一本翻译书籍，作家基金会也收入一欧尔。这笔钱约达四万美元，将用作给翻译者的奖金。
    有些作家抱怨说这个组织得很好的福利社会没有什么可以写的，抗议社会之不公已没有味道了。因此许多作家在国外、在个人思想里和历史方面找到了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