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2-29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本刊讯】英国“今日世界”杂志在１２月１１日一期中刊载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中国寻找新朋友”，摘要如下：
    迹象表明，目前中国对于它的邻近和传统的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很感兴趣。不发达的领土是一个愿意接受外国经济援助和或许最终接受以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外国观念的地区。万隆会议提高了中国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间的声望，并且它正在以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来维持它当时所取得的影响。拉丁美洲——中国在过去一年里兴趣增加的另一个地区——虽然在这个地区它的影响活跃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因为２０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选票可以帮助它取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在１９５９年，中国同伊拉克的关系愈来愈融洽，而同阿联的关系则相应地更趋紧张。共产党的势力渗入了伊拉克，因此中国报纸比较注意报道这个国家情况。现在中国已同摩洛哥、苏丹和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也门由于它和中国的关系在经济上得到了好处。现在中国承认了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在非阿拉伯系统的非洲，中国现在同几内亚建立了外交关系，１０月８日签订了一项中几文化合作协定。１０月初，一个加纳“贸易友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同时中国对喀麦隆兴趣也在增加。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款待了喀麦隆人民联盟的几位代表，北京举行过支持“喀麦隆人民斗争”的大会。
    今年，中国招待了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客人。这一年，在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都建立了中国文化协会或者中国友好协会。中国对乌拉圭和阿根廷作出友好姿态，由红十字会的捐款救济这些国家的水灾灾民。古巴——那里居住着近三万名华侨，其中半数已入古巴国籍——一直是中国进行最强烈宣传的目标，中国记者访问古巴之后，建立了新华通讯社分社。
    这种友好代表团、文化联系以及交流访问在现在国际事务中决不稀奇。但是就中国和上述地区而说，这些活动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些是第一批这种活动之中的一部分。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１２月２５日刊登了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金野写的兰州访问记。摘要如下：
    兰州是石油和铁路城市，从北京乘飞机约六个多钟头，便到达这个黄河上游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原地带，四周是迷茫的茶褐色秃山，早晚气候在冰点以下。早在两年以前，新的都市计划使这个古城面貌一新，十年前解放时，人口不足二十八万，现在已激增到一百二十万。这里有一座中国最大的国营炼油厂，经过两年半的建设，第一期工程已于去年建成，今年开始生产。目前正在建设第二期工程。记者曾随松村谦三访华团到这个工厂访问，这在日本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国营兰州炼油厂距离市区坐汽车约四十分钟，是在广阔的原野上建设起来的。一踏进工厂，便嗅到一股石油气味。厂内还有部分建设工程正在进行，地上、地下到处管道纵横，情景异常壮观。道路打扫得干干净净。整个工厂占地达二百二十万平方米，包括十六个工厂之多，连接各工厂的是一条十二公里长的铁路，铺设的管道全长八百六十公里，机械设备中最重的机器达一百吨以上，高七十三米。用来提炼的原油来自西北七百公里的玉门油矿。
    炼油厂的产品有汽油、灯油、重油、润滑油和煤焦油等，但是根据生产计划主要是汽车用油。
    为了提高汽油品质，炼油厂还拥有改良品质的设备，因之对于今后的发展决不能给予过低评价。
    工人文盲已经扫除。工人宿舍三十二幢，总建筑面积达八万六千二百三十平方米。
    古时被称为“丝路”上的名城的兰州，今天将再度成为亚洲交通的要冲。以兰州作起点，穿过新疆通往苏联的国际铁路，已经通到尾垭。因此，今天的兰州不仅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中心，而且被视为亚洲的心脏在大力进行建设。

    别有用心宣传中印争端“不可能早日解决”，挑拨说我“根本没有缓和”同印尼的关系，捏造说国内对公社“普遍很冷淡”。
    【美新处香港２１日电】共产党中国在进入１９６０年的时候将面临到严重的外交和国内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在毛泽东的领导所碰到过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在那些国际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一、由于共产党中国渗入印度边境，北平跟新德里的关系日益恶化。二、由于共产党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抱日益好战的态度，它跟雅加达的关系同样越来越恶化。
    从国内观点来看，北平的主要问题包括：一、对中国共产党的公社计划普遍很冷淡。二、共产党本身内部对毛的政权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对公社计划有人表示反对。三、西藏叛乱分子不断进行反共活动。
    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说，他预料中印边境争端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问题”。的确，尽管北平和新德里交换了一些照会，但是这个争端几乎仍然不可能获得早日解决。主要困难就是北平的好战态度。
    至于北平同印度尼西亚的纠葛，北平似乎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来缓和这种局势。相反它的报纸和电台不断地发表咒骂和反对印度尼西亚的言论。
    在大陆上，公众普遍不满公社计划的情绪继续存在。几个月来，北平谴责了那些未能进行合作的农民。北平的报纸和电台几乎每天不断地进行这种指责。
    对共产党干部和党员的批评也是经常的。譬如这一期的“红旗”杂志要求“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抗拒党的政策的人，应当坚决地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２４日电】这里的高级外交人士估计共产党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中加倍努力使它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出现。
    他们说，如果他们的估计得到证实，北平政权大概会对西方人越来越傲慢，并设法愈来愈多地指挥亚洲。目的将是削弱西方在整个亚洲和邻近的太平洋地区的影响。
    目前，美国对于承认北平政府或接纳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的成员都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即使美国政府终于减少了它对北平的反对，预料共产党中国也要坚持美国必须同意一些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

    【合众国际社东京１９６０年１月１日电】（预发）（合众国际社编者按：下面这条消息是合众国际社亚洲分社新闻编辑汉森写的，他在这条消息里报道了１９５０年代的亚洲和１９６０年代可能发生的事情）１９６９年最幸运的记者可能是那个写１９６０年代的亚洲情况的记者。诽谤我国成就是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
    自从１９５１年以来，在亚洲工作一直是令人兴奋的。但是今后十年有可能发生无与伦比的事情。
    亚洲在１９５０年代开始成长，开始从它的许多世纪的“不可思议”和“神秘”的传统里出现，开始摆脱它作为比较发达的西方的殖民地的角色。
    过去十年里，处在得来不易的新的政治独立的初期痛苦中的古老国家正在为争取经济独立而斗争。
    过去十年里，出现一个惊人的情景，一度被称为沉睡的巨人的中国醒来了，在短短的十年里，它变成一个主要的世界强国。这是中国人民花了可怕的代价取得的这一事实并未缩小这个成就本身。
    但是它的成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民党中国在自由制度下未来可能取得什么成就。国民党人由于受到同日本人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削弱，没有什么前进的机会。
    日本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乎彻底的破坏中站起来，并且再次成为亚洲的工业大国。
    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在１９５０年代都处于青年时期。在１９６０年代，它们将进入成人时期。
    亚洲在１９５０年代取得了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外界的人过去从未听到汉城、金边、万象、吉隆坡、雅加达、北平和许多其它听来是外来语的名字，现在他们可以不需要绕舌头就可以说出这些名字。诬蔑人民公社是“恶名昭著的人民动乱”
    到底亚洲在１９５０年代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共产党中国的飞黄腾达，这种发展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占重要的地位，不管其它国家对它那种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遭受灾难的政策有怎样的不同意见。恶名昭著的公社制度也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动乱。
    共产党中国。谁能猜测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和它的人民（估计十年内将达到八亿）在１９７０年的情况将是怎样呢？
    印度。过去十年里，大量的书刊把印度说成是同共产党中国和日本竞争亚洲领导权的国家。印度和它的数以百万计的半饥饿人民会成功吗？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马来亚、巴基斯坦、锡兰和菲律宾，所有这些新国家都朝着使人民过着最好不过的生活的目标前进——即使有时是盲目地前进。
    总之，这十年对亚洲人民来说是好的十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多数人吃得饱。工资增加了，虽然这有一部分由于物价上涨而抵消。
    人口不断增加是全亚洲的大问题。除了日本以外，几乎在每个国家里，出生率变成最突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亚洲在１９５０年代稳步走向它应有的伟大的道路。它在１９６０年代完全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２４日电】阿根廷—中国文化协会理事会理事隆巴迪和费尔德曼、不妥协激进公民联盟议员费拉里斯和博托以及进步民主党青年联盟盟员洛雷罗，昨天晚上在广播谈话中，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解放以来所取得的进步。
    洛雷罗说，中国青年正在毫无障碍地得到培养的条件下，迅速地为自己的前途进行建设。费拉里斯说，中国的进步已经驳倒了国际分工的“理论”，这个“理论”把国家分成生产原料的国家和生产制成品的国家，因而就造成了一些附属国。隆巴迪强调必须同人民中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并强调必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地位。
    人民激进公民联盟议员莱昂在这里出版的“国际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必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地位，西方国家必须承认中国。

    咒骂我大跃进的大好形势是“作垂死挣扎”，并诬蔑我在国外进行“侵略”。
    【合众国际社香港１月１日电】（预发）（记者：麦里克）１９５９年当共产党中国庆祝这个政权建立十周年的时候，它在亚洲各地燃点政治爆竹。
    这些事件将在史册上大书特书。
    北平承认，成立不到两年的人民公社还不合标准，但是宣布永远忠于毛泽东的这个得意计划，尽管没有能够达到宣传家们过去吹嘘的天一般高的指标。
    几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使中国富饶的产米地区大部分都干透了，而共产党人却否认这将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
    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者”成为那些反对毛的激烈的公社化政策的新的代名词；在今年年底搞一次清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说这一年在中国是有任何暗示的一年的话，那就是这是农民的年头。因为为数约五亿的农民终于发表他们的意见说，公社不是他们的一杯茶或一碗饭。结果，削减了生产指标和普遍放松公社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比较严格的方面。
    毛和他的同僚并没有暗示公社将取消。他们仅仅承认需要对群众多做一些关于公社的优点的教育。
    如果说这一年在国内是农民的年头，那么在国外它是军国主义者的年头。因为，从下列事实看来是这样的：血腥地粉碎西藏的独立或独立的残余，大胆侵略印度，在中国另售商被迫不许营业的问题上同印度尼西亚争吵，以及鼓励老挝的寮国运动。
    这些事件都是同和平格格不入的。它们看来倒更象益智分合圆的丢失的部分，因为到了年底，人们还不太清楚北平在挑起亚洲战争这件事上将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西方为了制止中国的侵略行动将付出什么代价。
    如果１９５９年证明任何事情的话，那就是可以指望在国内作垂死挣扎的政权会在国外的火上加油。今年不是表明共产党政权垮台的信号。
    但是国内的农民和国外的中立者通知人们，应当让中国的六亿五千万人少受些贫苦，应当给世界的亿万人民更多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