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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05-06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

    【印度新闻处新德里4日电】尼赫鲁5月4日在联邦院关于西藏局势的辩论中作答时发表了下列讲话:
    “议长,提出这项动议的议员先生讲话时所用的言词极其庄严和克制,我对他深为感激。他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效法了这个榜样,不是完全效法了,但是我并不想对于说过的任何话或说话的态度提出异议。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是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受的一些关于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并不是说,这里的情况更好一些或者不是更好一些,或者这里的情况是不同的。在这里,即使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人们也能够看到各个不同方面所说的话、所用的字眼,所提出的口号是惊人的一致和类似的,这表示了相当程度的一律,这实在是了不得的,无疑,它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议会中所说的话有时候在外面造成非常不同的印象。人们并不了解,在像这样一些议会里,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最充分地表达出来,不一定要是对的或者错的。
    在这方面——这仍然不是为了提出批评,而是因为布佩希·古普塔提到了孟买所发生的对毛泽东主席画像表现出严重不礼貌的非常不幸的事件,我愿意谈一谈这件事情,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组织这件事的那批人,我相信,甚至在本院中也没有代表。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在孟买市,甚至我们的领袖象圣雄甘地的照片也曾被某些人烧毁过。两年半或三年以前,鄙人也在孟买和其他地方遭到那样的待遇。可是,我们对此并不介意,像刚刚讲话的那位议员先生提到的,几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肖像也在奥赫特洛尼纪念碑附近被烧毁了。我对所有这些事件感到遗憾,但是我所提到的是,由于我们的法律等等,在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这种事情是发生的。姑且不谈法律,我想,做这种事情或做任何其他事情,是严重地违反礼节的。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国家以外的人们,某些人们,并不认识这一点,他们似乎设想,不管怎样,政府或者某些政府官员一定默许了这件事,否则这种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他们或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做了这件事的人抓住脖子逮起来,投入狱中。”
    一位议员先生:“让他们自己这样做吧。”
    尼赫鲁:“我是说,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对于我们的议会程序和这一类的议会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和对政府不容许任何种类的反对派的其他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
    议员先生们提到我在几天前发表的也曾在本院宣读的声明。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接受对人们在这种场合讲话的限制,也承担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盛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我想把我在前次那篇讲话中所说的几句话再念一遍,以便说明我们的目的所在。我当时说:“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我们这方面将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也会这样做,我们希望不要说出什么话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布佩希·古普塔问道:“我们是否遵守潘查希拉?”
    尼赫鲁答:“噢,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努力这样做,这不是由于某种暂时的政策,也不是因为在某个协议中宣布了这五项原则——这仅仅确认了我们对于我们所说的话的想法——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行事的唯一方法。有人说‘啊,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后,你们仍然遵守那些原则吗?’。“这个问题问得很怪。如果这些原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遵守他们,我们就应该遵守它们,即使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原文如此——编者注)遵守它们。自然,我们必须按照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够孤立地生活。可是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即使别人不遵守它。人们努力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不够完美的世界里的不够完美的人。因此,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的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布佩希。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很不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我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我可以说,我将坚持这种原则;可是事实则是,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混乱,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损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不安心情,以致他们过去珍视的东西可能失掉。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布佩希
    ·古普塔对所有这些没有说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可以理解这些事情会导向什么。本院的议员先生们是久经风霜的公众人物,你们也许能够克制自己,能够不让自己受到这些指责的太大的影响。然而,一般公众要不受到这种指责的影响是困难的。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为什么说指挥中心移到了穆索里呢?那是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因为达赖喇嘛的哥哥(我想他通常是住在大吉岭的)去见他,并在见他之后回到了大吉岭或噶伦堡。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先生们,现在我想向联邦院确切地说明我们究竟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3月11日,我们第一次得到我们驻拉萨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这个城里发生了某种人心激动的情况,有很多的人曾去访问他,这些人是由公众代表和一些西藏官员、僧人、寺院住持等等组成的。他们到他那里,对那里的中国当局提出一系列的怨言,他们说他们的遭遇很不幸。我们驻拉萨的总领事自然感到很为难。他该怎么办呢?他不想干预;干预不是他分内的事情,因此他对他们说:‘噢,我无能为力’。他并向我们作了报告。那是在11日——日期为10日的电报在11日送达我们这里。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次情报,得知:那里在酝酿着某种事情。后来总领事给我们送来关于市内人心普遍激动、紧张的局势以及人们举行集会——不是群众大会而是小组会——等等情况的简短报告。在14日,他又给我们发来电报说,有五千名西藏妇女跑到总领事馆去表示同样的不满,并且要求他陪她们到拉萨的中国外事处去为她们所说的话作见证。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总领事又感到极其为难。这不关他的事,因而他说:‘我不能够去’。他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噢,总而言之,他说‘我就是不能够去’。非常对。他向我们汇报了这件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14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3月20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17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17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就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11日到20日或21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10日或11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u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这确实使我们难过。
    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1950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现在来谈一下班禅喇嘛的讲话。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
    穿过东北边境特区来的难民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一方面阿萨姆邦政府正在为他们安排住处和医疗等等事宜,另一方面西孟加拉政府已经同意在库琪比哈尔的某个地方为穿过不丹前来的难民修建临时营场。我们感谢这两个邦政府。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他们正在去阿萨姆和西孟加拉的途中。我们并不打算让这些难民长期住在这些临时营场里;必须为他们作出其他的安排。我目前还说不上是什么安排或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显然我们不会让他们长久呆在营场里。
    一位议员先生(我想是孔兹鲁博士,也可能是希伐
    ·拉奥)谈到我们应该让这些难民自己谋生,让他们有自由可以做许多事情。总的说来,当然我们是打算那样做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耽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在一定时间内,我们将帮助他们。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
    我想,拉奥曾经就中国和联合国讲这一些话。我认为我并没有必要这样说,但是显然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它并不是以某些事实为基础的——同那些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下面只再谈一件事。古普塔谈到民族起义。这还是得看你是怎样使用那个字眼而定。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它有着强烈的感情。
    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
    大约在他到达穆索里两天以后,某些人——某些外国记者——说,我们把他圈在铁丝网内。这听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事实是:由于各种各样好奇的人都想进入住宅的场地,穆索里的警察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在他来到之前在那个场地上架了一些铁丝网,以便能够保护他,保证他的安全和进行一般的保护。可是这不是为了把他关在里面。我相信,他现在在穆索里四周走动。他什么时候想回西藏就可以回西藏。
    一再重复我在早些时候所说的话是无用的。我说过,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非常尊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们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还有一件特别要对报界说的事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大喜欢把达赖喇嘛称作神王这种经常是耸人听闻的作法,事实上,我认为他也不会喜欢这种称呼的。这不是印度的作法:这是外国的作法。毫无疑问,这种叫法听起来是耸人听闻的。我希望不再用这个字眼。把他称作达赖喇嘛就好了。谢谢你,先生。”

尼赫鲁在印度联邦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

    【印度新闻处新德里4日电】尼赫鲁5月4日在联邦院关于西藏局势的辩论中作答时发表了下列讲话:
    “议长,提出这项动议的议员先生讲话时所用的言词极其庄严和克制,我对他深为感激。他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这次讨论的过程中,人们或多或少效法了这个榜样,不是完全效法了,但是我并不想对于说过的任何话或说话的态度提出异议。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是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受的一些关于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一般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并不是说,这里的情况更好一些或者不是更好一些,或者这里的情况是不同的。在这里,即使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人们也能够看到各个不同方面所说的话、所用的字眼,所提出的口号是惊人的一致和类似的,这表示了相当程度的一律,这实在是了不得的,无疑,它有它的长处,但是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议会中所说的话有时候在外面造成非常不同的印象。人们并不了解,在像这样一些议会里,每一种观点都可以最充分地表达出来,不一定要是对的或者错的。
    在这方面——这仍然不是为了提出批评,而是因为布佩希·古普塔提到了孟买所发生的对毛泽东主席画像表现出严重不礼貌的非常不幸的事件,我愿意谈一谈这件事情,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组织这件事的那批人,我相信,甚至在本院中也没有代表。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在孟买市,甚至我们的领袖象圣雄甘地的照片也曾被某些人烧毁过。两年半或三年以前,鄙人也在孟买和其他地方遭到那样的待遇。可是,我们对此并不介意,像刚刚讲话的那位议员先生提到的,几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肖像也在奥赫特洛尼纪念碑附近被烧毁了。我对所有这些事件感到遗憾,但是我所提到的是,由于我们的法律等等,在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这种事情是发生的。姑且不谈法律,我想,做这种事情或做任何其他事情,是严重地违反礼节的。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们国家以外的人们,某些人们,并不认识这一点,他们似乎设想,不管怎样,政府或者某些政府官员一定默许了这件事,否则这种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他们或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做了这件事的人抓住脖子逮起来,投入狱中。”
    一位议员先生:“让他们自己这样做吧。”
    尼赫鲁:“我是说,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对于我们的议会程序和这一类的议会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和对政府不容许任何种类的反对派的其他程序发挥作用的方式的误解。
    议员先生们提到我在几天前发表的也曾在本院宣读的声明。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接受对人们在这种场合讲话的限制,也承担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盛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我想把我在前次那篇讲话中所说的几句话再念一遍,以便说明我们的目的所在。我当时说:“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我们这方面将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也会这样做,我们希望不要说出什么话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布佩希·古普塔问道:“我们是否遵守潘查希拉?”
    尼赫鲁答:“噢,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努力这样做,这不是由于某种暂时的政策,也不是因为在某个协议中宣布了这五项原则——这仅仅确认了我们对于我们所说的话的想法——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行事的唯一方法。有人说‘啊,在发生了这一切事情后,你们仍然遵守那些原则吗?’。“这个问题问得很怪。如果这些原则是正确的话,我们就遵守他们,我们就应该遵守它们,即使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原文如此——编者注)遵守它们。自然,我们必须按照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调整我们的政策。我们不能够孤立地生活。可是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即使别人不遵守它。人们努力这样做。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不够完美的世界里的不够完美的人。因此,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的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布佩希。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很不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我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我可以说,我将坚持这种原则;可是事实则是,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混乱,已经有了那么一种损害,已经有了那么一种不安心情,以致他们过去珍视的东西可能失掉。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布佩希
    ·古普塔对所有这些没有说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可以理解这些事情会导向什么。本院的议员先生们是久经风霜的公众人物,你们也许能够克制自己,能够不让自己受到这些指责的太大的影响。然而,一般公众要不受到这种指责的影响是困难的。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为什么说指挥中心移到了穆索里呢?那是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因为达赖喇嘛的哥哥(我想他通常是住在大吉岭的)去见他,并在见他之后回到了大吉岭或噶伦堡。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先生们,现在我想向联邦院确切地说明我们究竟如何得知这些事情的。3月11日,我们第一次得到我们驻拉萨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说这个城里发生了某种人心激动的情况,有很多的人曾去访问他,这些人是由公众代表和一些西藏官员、僧人、寺院住持等等组成的。他们到他那里,对那里的中国当局提出一系列的怨言,他们说他们的遭遇很不幸。我们驻拉萨的总领事自然感到很为难。他该怎么办呢?他不想干预;干预不是他分内的事情,因此他对他们说:‘噢,我无能为力’。他并向我们作了报告。那是在11日——日期为10日的电报在11日送达我们这里。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次情报,得知:那里在酝酿着某种事情。后来总领事给我们送来关于市内人心普遍激动、紧张的局势以及人们举行集会——不是群众大会而是小组会——等等情况的简短报告。在14日,他又给我们发来电报说,有五千名西藏妇女跑到总领事馆去表示同样的不满,并且要求他陪她们到拉萨的中国外事处去为她们所说的话作见证。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总领事又感到极其为难。这不关他的事,因而他说:‘我不能够去’。他问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噢,总而言之,他说‘我就是不能够去’。非常对。他向我们汇报了这件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14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3月20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17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17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就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11日到20日或21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10日或11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u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这确实使我们难过。
    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1950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现在来谈一下班禅喇嘛的讲话。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
    穿过东北边境特区来的难民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一方面阿萨姆邦政府正在为他们安排住处和医疗等等事宜,另一方面西孟加拉政府已经同意在库琪比哈尔的某个地方为穿过不丹前来的难民修建临时营场。我们感谢这两个邦政府。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他们正在去阿萨姆和西孟加拉的途中。我们并不打算让这些难民长期住在这些临时营场里;必须为他们作出其他的安排。我目前还说不上是什么安排或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显然我们不会让他们长久呆在营场里。
    一位议员先生(我想是孔兹鲁博士,也可能是希伐
    ·拉奥)谈到我们应该让这些难民自己谋生,让他们有自由可以做许多事情。总的说来,当然我们是打算那样做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耽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在一定时间内,我们将帮助他们。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
    我想,拉奥曾经就中国和联合国讲这一些话。我认为我并没有必要这样说,但是显然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它并不是以某些事实为基础的——同那些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下面只再谈一件事。古普塔谈到民族起义。这还是得看你是怎样使用那个字眼而定。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它有着强烈的感情。
    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
    大约在他到达穆索里两天以后,某些人——某些外国记者——说,我们把他圈在铁丝网内。这听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事实是:由于各种各样好奇的人都想进入住宅的场地,穆索里的警察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在他来到之前在那个场地上架了一些铁丝网,以便能够保护他,保证他的安全和进行一般的保护。可是这不是为了把他关在里面。我相信,他现在在穆索里四周走动。他什么时候想回西藏就可以回西藏。
    一再重复我在早些时候所说的话是无用的。我说过,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非常尊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们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回想一下过去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还有一件特别要对报界说的事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大喜欢把达赖喇嘛称作神王这种经常是耸人听闻的作法,事实上,我认为他也不会喜欢这种称呼的。这不是印度的作法:这是外国的作法。毫无疑问,这种叫法听起来是耸人听闻的。我希望不再用这个字眼。把他称作达赖喇嘛就好了。谢谢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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